天津健儿取得开门红

　　1910年，美国传教士爱克斯纳通过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倡议举办一场全国规模的学界体育运动会，这个倡议得到了几位与基督教青年会关系密切、有社会能量、热心体育运动发展的政学界名流的支持和推动，其中就包括南开校长张伯苓。张伯苓早年就读于严复主持的北洋水师学堂，在这所以体育办校著称的现代军校，受到浓厚体育氛围熏陶，“体育救国”潜移默化成为张的人生理想。从北洋水师学堂毕业后，张伯苓加入了堪称天津现代体育运动策源地的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从担任严修创办的私立南开中学堂校长开始，他就始终秉持德、智、体三育并重的办学方针，有力推动了天津本土体育运动的发展。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发出呼吁全国学界运动会的号召后，张伯苓积极响应，并迅速在平津地区开展组织联络工作，选拔体育健儿备战首届全运会。

　　10月18日至22日，凭借中国近代第一次国际性博览会——南洋劝业会召开的契机，“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在南京南洋劝业场成功举办。它在当时是中国最高级别的运动会，辛亥革命后被追认为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张伯苓率领由天津、北京的通州等几所教会学校二十名运动员组成的华北校区代表队参加比赛，并赢得开门红。

　　运动会召开前夕，在“南洋劝业会”大礼堂举办的欢迎会上，总裁判张伯苓发表了重要演说，申明了本届运动会对国家和民族的意义，10月18日晚间，张伯苓和加拿大传教士季理斐分别作为中外人士代表，发表了鼓舞士气、催人振奋的演讲。

　　天津运动员之后用赛场上的成绩印证了天津实力并不是嘴上的把戏。在田径、足球、网球和篮球表演四个项目中，天津选手取得了六个冠军、三个亚军、一个季军的好成绩。其中来自普通学校的孙宝信获得学校组和中级组跳高冠军，来自工业学堂的李树池获得高级组和学校组12磅铅球冠军，来自青年会日校的翟承修获得中级组跳远冠军。回津后，天津北洋大学堂专门召开大会庆祝天津健儿在首届早期“全运会”中取得的优异成绩，张伯苓在会上激动不已，盛赞了天津队员在赛场上的表现。

　　田径运动员孙宝信成就了本次比赛的一则佳话。赴赛之前，认真执着的孙宝信为了跳得更高，专门登门拜访了著名京剧武生尚和玉、雪风池，反复学练翻跟头。参加高等组跳高比赛时，因受长辫影响，孙宝信错失冠军，只获得第二名，为了今后比赛训练方便，当天晚上孙便愤然减去长辫，体现出专业精神。张伯苓在后来的一次演讲中为孙宝信惋惜：“在第一次举行的时候，我带孙宝信去参加比赛跳高，相信准可以夺得第一，但是因为那时人人皆有小辫，所以当他跳时辫梢撞了竿子，以致失败，锦标为上海夺去，这是多么可惜。”

　　值得一提的是，自这届“全运会”到1948年第七届早期“全运会”，张伯苓一直担任总裁判长一职。

　　第一批棒球全国冠军

　　1914年5月22日至24日，由北京体育竞进会组织发起的第二届全国运动会在北京天坛举办。96名参赛队员按照所在赛区分为东、南、西、北四部，以黄、红、白、绿四色标示。以天津队员为骨干组成的“北部队”代表华北打破首届全运会记录，勇夺九项冠军，以总分第一的好成绩，炫彩全场。

　　当以天津队员为主的北部棒球队亮相时，观众的视觉受到了冲击。天津本就是棒球运动引入较早的城市，早在20世纪之初，漂洋过海而来的西人和教会学校师生就玩起了棒球。到了1907年6月，美日侨民在天津日租界举行天津的第一次棒球比赛。1908年，张伯苓赴欧美考察期间爱好上打棒球，回国后就在天津学界积极倡导棒球运动，南开中学、北洋大学、新学书院相继出现棒球队。第一次全运会结束后，张伯苓力挺将棒球纳入全国运动会项目并成功。在首次设立棒球项目的这届全运会上，“绿队”队员们一举夺得冠军，天津健儿也成为中国棒球史上的第一批夺取棒球全国冠军的运动员。

　　北部队在第二届早期“全运会”篮球比赛中的运气不错。在篮球比赛中，报名的仅有北部队和东部队，临比赛时，东部队因故临赛弃权，以天津队员为骨干的北部篮球队不费吹灰之力就轻松夺冠。不过，天降的运气让人们错失了一睹天津篮球运动水平的机会。

　　本届“全运会”上，天津的体育明星们出手不凡。其中，南开学校的郭毓彬取得880码赛跑第一名，陆军医校的周辰获得1英里长跑冠军，新学书院的杜连科获得撑杆跳冠军，新学书院的袁庆祥获得跳高冠军，汇文书院的吉子英获得铁饼冠军。

　　天津选手扬名田径场

　　1924年5月22日至24日，民国第三届全国运动会在武昌公共体育场(阅马场)举办。这届运动会的筹办离不开与天津有密切关系的两位人物。一位是寓居天津、在1917年直隶大水中领衔赈灾、在1922年直奉大战中救治难民有功的熊希龄，另一位还是张伯苓。其时，熊希龄发起倡议的世界红十字会成立运作不久，张伯苓也刚刚当上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主席。熊张二人运用各自强大的社会影响力，联合武汉体育界人士，游说时任湖北督军的北洋直系军阀肖耀南拨款修建运动场和游泳池，成功推动运动会召开。作为总裁判长，张伯苓提议，除了棒球和游泳等中国人不熟悉的项目由外国人担任裁判员，其他工作都由中国人承担，这一从外国人手中夺回体育主权的尝试，让这届运动会成为中国人自己举办“全运会”之始。张伯苓在开幕礼上致辞：“全国运动员，不分南北，来鄂举行大会，希望本此精神，促进全国统一。”

　　当时，天津的田径运动水平在全国都遥遥领先，选送了很多田径名将代表华北队参赛。比赛中，继续在第一、二届全国运动会上的好表现，天津在田径项目上获得七项冠军和多项亚军、季军。就读于南开学校、酷爱运动、以爆发力见长的逯明获得三级跳远冠军和个人田径十项全能季军；擅长标枪的南开学生尹商屏获得男子标枪冠军；天津选手张颖初获得铅球冠军。在田径赛场上，最让人难忘的是就读于天津新学书院的朱宝璋，这位在田径和打篮球方面均有过人技术的优秀运动员早在1923年的远东运动会上就被中国作为种子选手派往日本大阪参赛。本次运动会上，朱宝璋发挥稳定，在100米、200米、400米赛跑中独得三项冠军，除此之外，他还和山东选手齐鲁大学的于文源合作一举摘得800米接力赛冠军，成为首位在早期全国运动会中摘得田径比赛四项金牌的天津运动员。

　　这一次，天津的篮球队员终于有了与对手角逐的机会。1895年，篮球运动诞生仅四年之久，美国传教士来会理受北美协会指派来到天津筹组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在12月8日演讲期间进行了筐球游戏表演，天津也由此成为中国开展篮球运动最早的城市。在基督教青年会的推动和张伯苓等学界领袖的倡导下，天津篮球涌现出如张良佐、齐守愚、董守义等诸多名师和优秀选手。在第三届全国运动会中，以天津队员为主的华北区篮球队首获冠军。之后在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运动会上稳获第一，摘取四连冠。除了篮球，天津的网球也小露锋芒，天津网球名将时昌黎为华北队获得网球赛男子单打冠军。

　　最终，华北队荣获第三届早期全运会总冠军。

　　“开运动会就好比唱戏”

　　1930年4月1日至11日，早期第四届“全运会”在杭州梅东高桥举办，这是首次由中国政府举办的全国性运动会，与杭州西湖博览会同时举办，由浙江省政府筹办。

　　本届运动会与国际接轨，按省、市为单位报名，天津队员首次代表天津特别市组队举旗入场角逐。这一次，总裁判长张伯苓痛感国人的团结精神不够。会前的3月12日，张伯苓特意为运动会捐赠银杯一只，并表示“中国种族疲荼已久，欲图补救，非对体育加倍提倡不为功”。由于国人自办大规模运动会经验缺乏，加上组织协调衔接不善，裁判工作遭到质疑。赛场上运动员和裁判及工作人员爆发冲突时有发生，甚至出现因一名发令员失误过多被运动员“赏了一记耳光”、一名足球裁判被运动员追到看台上暴打一顿等事。

　　张伯苓事后感叹：“开一个运动会就好比唱一出戏。运动员、裁判员和观众，也就如同生、旦、净三种角色。譬如唱《二进宫》的三个人，一个是生，一个是旦，一个是净。三个人都要各卖其力，希望得到圆满结果。如果一个角色松松懈懈，不好好地唱，那么，全剧便要因他一人而败！所以，三方面的人都要团结合作，共力悉敌，才能达到成功的目的！一个运动会或比赛，便和唱一出戏是一般无二。运动员、裁判员和观众都要各尽其职，以期有良好的收获。所以说，开运动会与唱戏是异曲同工的。”

　　尽管场面混乱，天津队员还是获得了四项冠军。田径选手李仲之获得跳高冠军，周恩德、周兆之、范士奎、王玉祥获得4×200米接力冠军，包括“南开五虎”的天津篮球队获得男篮冠军，天津买办梁炎卿的两个女儿梁佩瑜和梁佩瑶获得女子网球双打冠军。

　　全国运动会的意义

　　1933年10月10日至20日，由南京国民政府承办、“全运会筹委会”发起组织的第五届全国运动会在南京中央体育场举办。有鉴于第四届的教训，为保证裁判员在比赛中能够公平公正、严明不苟，张伯苓在会前做了大量筹划组织工作，并提议设立裁判委员会。10月9日，开幕式前夕，张伯苓召集裁判员开会，对裁判工作提出具体要求，重点强调：“望同人谨慎始善终，团结一致，毋使发生争端，事若观察如有歧误，应提交裁判会解决……应倡导运动，毋存争胜之心……全国运动会之意义在提倡体育，树立民族自强之计处，故宜着眼于团结之精神。”

　　张伯苓对裁判工作的规范和运动精神的倡导发挥了作用，在主办方的精心组织和周密筹备下，第五届早期“全运会”秩序井然。但由于受到北方紧张局势影响，有天津运动员入选的河北省代表队并没有在本次运动会上发挥出应有的水平。只有天津体育协进会会员、优秀长跑运动员郑森以4分21秒4的成绩获得1500米赛跑冠军，天津篮球骁将刘学琦、李绍唐、李清安等入选的河北队获得男子篮球冠军。

　　返津后，在一些参赛天津运动员中出现了“神志颓废”“无颜再见江东父老”的负面情绪，针对这一现象，10月26日的天津《北洋画报》刊文称：“夫集合全国选手，以较一日之长短，同胞一色之民族、同隶一国之土地，胜何足荣，败何足辱？初不过欲以观摩之功，而获竞争之效。第一修养须抱绝对礼让之心……设若不守成规，一味蛮闹，锦标总数尚不过二十方，只须一架轻便机关枪，便可夺得，何必费此气力耶？”这段文字既体现了天津媒体对参赛队员不佳成绩的宽容，又彰显了重在参与的体育理念已经成为天津城市文化的一部分。

　　1935年，国民政府出巨资在上海江湾建造了可容纳六万余名观众的体育场，10月10日至20日，第六届全国运动会在有“远东之最”称誉的江湾体育场举办。由于耗资巨大，运动会召开期间，有人给时任全国体育协进会会长、总裁判长的张伯苓写信，认为国难当头，建造如此规模大型运动场，开运动会花费这么多钱，劳民伤财，倒不如拿这笔钱赈济灾民。11月15日，张伯苓在作《参加全国运动会之感想》的演讲中给予回复，认为第六届全国运动会开得非常必要，虽然国难当头，但许多人都颓废、不奋发、没有自信力，而运动会使人努力、向前、挣扎，在这种时候，这种精神很需要。

　　在第六届全国运动会上，天津队员的战绩平平。除了天津田径选手刘福润获得铅球冠军、有天津队员入选的河北省队获得男子篮球冠军以及天津利生体育用品厂生产的篮球被指定为比赛专用球外，没有其他出色的表现。

　　张伯苓的深情告别

　　1948年5月5日至16日，因抗日战争中断十余年的第七届早期全国运动会在上海江湾体育场举行。受政局动荡影响，这届准备不足、组织不力的“全运会”开得非常糟糕。由于官员贪污中饱，田径场第一天就塌毁了三处，摔伤的观众哭声震天；由于经费短缺和物价飞涨，运动员的伙食粗糙，裁判员吃不饱，带着情绪执法比赛，运动员场上互相殴打、打裁判之风盛行。闭幕后，缺乏经费的华北和东北选手竟然只能在报上呼吁“请援助选手还乡”，才得到轮船公司和一些善心人的接济，得以回家。

　　但就是在这样一届乌烟瘴气的“全运会”上，天津队员也表现出了高尚的体育竞技精神。在田径赛中，天津选手齐沛霖分别在铅球和铁饼比赛中以12.72米和41.55米的成绩打破全国纪录，获铅球、铁饼两项冠军。在和实力强大的香港、台湾游泳健将的角逐中，天津的罗金龙获得1500米自由泳冠军。

　　闭幕式后，72岁高龄、两鬓斑白的裁判主席张伯苓手挽运动员缓步绕场一周，其间几次停下来深深鞠躬向观众致谢，这位中国早期全运会的组织推动者，在连任七届“全运会”总裁判长之后，以这样的方式向中国近代体育事业作了深情的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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