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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报:统而不死

来源: 今晚报20170811 13版     发稿时间: 2017-08-13 11:57
刘泽华

      政治,通过强力或其他手段,对思想文化的干预作用是很大的。但有一点是做不到的,即完全把思想文化统起来或完全纳入政治。不管是秦朝的焚书坑儒,或两汉的独尊儒术,都有一批士人不图官,不怕死,宁肯隐居、自耕自食、卖卜、行医乃至乞食,也要保持和追求自己的思想独立和价值理想。这表明,思想文化多元化与多样化的规律总是顽强地表现出来。

      相形之下,汉代的统治者比秦始皇要聪明得多,秦始皇过分迷信权力,一味高压,效果并不好;汉代统治者主要是利诱、利导、利用,这样,既找到了与士人(主要是儒生)的结合点,建立了“皇帝——官僚——士人——地主”的统治体制,同时又有一定的宽容,为思想文化多元与多样性的存在与发展留有余地,统治者对异端也采取了有限度的宽容政策。

      所谓独尊儒术,其实儒家的构成很庞杂,它的边缘在哪里并不清晰。汉武帝立五经博士,着眼点并不是经书本身,而是当时著名传人所传授的经和传人的“说”——对经文的解释、阐述。当时的传人不止一家,可能有多人。如以《尚书》名义设博士,但传授《尚书》的有几位,而立的博士是欧阳传授的,称之为欧阳《尚书》,所立的《春秋》是公羊传授下来的,称之为《春秋》公羊传。在被立于官学之外,还有在野之儒,其“义虽相反”,但后来也被立为博士,原因是在统治者看来“与其过而废之也,宁过而存之”,即是说,对某些学派,与其因有过失而废除,不如“宁过而存之”。应该说,“与其过而废之也,宁过而存之”,是对待思想文化较为开明的政策。从历史上看,秦始皇搞的是“以吏为师”,从行政角度看,省去了文化人吵吵嚷嚷给行政带来的干扰。但“以吏为师”堵塞言路和禁止不同思维,其结果是缺乏应变能力和调整能力。“宁过而存之”固然对行政运行也会增加麻烦和干扰,但总的来说,比“以吏为师”无疑要合理些。像郑子产不毁乡校一样,在一定意义上为思想文化的发展留出了余地。这无论是对儒家的发展与调整,还是对统治者,都是利大于弊。

      西汉的统治者,大抵坚持这一政策,正如班固所说,“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在这个潮流中,有些儒生并不固守成说,而是极力提出自己的创见,统治者并没有禁绝,而是网开一面,扶持其发展,例如,最初立为博士学位的,“《书》唯有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而已”。文中说的“欧阳”“后”“杨”“公羊”等都是人名简称或专用词,到汉宣帝时,复立《大小夏侯尚书》《大小戴礼》《施》《孟》《梁丘易》《谷梁春秋》。至元帝时,复立《京氏易》。平帝时,又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光武帝大致奉行宣帝的做法,即所谓“扶进微学,尊广道艺”。其后章帝又重申“扶微学、广异义”的政策,还专门派人学习没有立于官学的儒学,主要是古文学。汉代统治者承认儒学内部的分化和流派的存在,并采取较宽容的政策,对统治者与儒学发展的本身都是有利的。

      对儒学之外的其他学说,采取了较为宽容的态度。罢黜百家并没有像董仲舒说的那样搞儒家一尊,有些文人不慕仕途,可以追求他所喜欢的思想和学说。

      总之,两汉统治者对思想文化统而不死,对“微学”“异端”“异义”“异家”“刑名”“法理”等等,非但没有过分地干预,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以保护和采用。汉武、昭、宣杂王霸而用之,东汉的光武、明帝、章帝同样也是杂王霸而兼用。这些都为思想文化多元与多样的发展保留了一席之地。这对现代的思想文化政策,应该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http://epaper.jwb.com.cn/jwb/html/2017-08/11/content_13_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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