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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之乎者也”来自口语吗——《之乎者也非口语论》答问录

来源: 中华读书报2017年6月7日9版     发稿时间: 2017-06-12 14:51

  问:卞清波

  答:孟昭连

  孟昭连,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多年来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小说研究。而近年来,他却迷上了文言虚词和古代言文关系问题的研究,先后发表《破解“之乎者也”千古之迷——文言语气词非口语说》《论“辞”——文言语气词非口语再说》等论文,质疑“先秦书面语与口语一致”“文言是古人口语”等通行观点,在学界引起广泛关注。日前,他这方面的思考又汇集成《之乎者也非口语论》一书,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据说,孟昭连教授的观点,非语言学专业的人大多持肯定的态度,而大凡语言学专家,有的持否定意见,更多的人则不置可否。在孟昭连教授系统阐述自己观点的专著出版之际,我们刊发这篇答问录,希望其新说能够在更广的范围内得到关注、检验和讨论。

  问:传统说法是古人的口语就是文言,而且各种教科书都是这么说的。您在这本书中提出了与传统说法相反的观点,初衷是什么?是否一开始就有针对性地想提出一个新观点?

  答:没有什么初衷,更不是故意别出心裁,想提出一套新说。因为我的专业并不是语言学,也不具备语言学者那么系统的知识。其实归结起来,写成这本书,并得出一个新结论,完全是一种偶然。后来偶然变成了必然,一步步深入,使我的认识越来越明确,才得出了现在的结论。也就是说,最后的结论并非最初的目标,它只是材料、分析、推理的结果。

  偶然发生在做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近代汉语的发展与白话小说兴起之关系研究》时。在对近代汉语材料的考察中,一次我看到宋僧文莹《湘山野录》上的一条资料,原文是:

  太祖皇帝将展外城,幸朱雀门,亲自规划,独赵韩王普时从幸。上指门额问普曰:“何不只书‘朱雀门’,须著‘之’字安用?”普对曰:“语助。”太祖大笑曰:“之乎者也,助得甚事!”

  一开始并没感到有什么异常的地方,但后来我突然对赵匡胤讥笑“之乎者也”这件事产生了兴趣。以前人们对此段文献的理解是,宋太祖看不起文人。从表层意义上看,这样理解并不错。但我突然醒悟到,其背后可能隐藏着更有价值的东西!因为按照教科书上的说法,“之乎者也”是古人口语,而口语是全民性的,不是文人才说,宋太祖也要说。但他自己天天也说“之乎者也”,难道不知道它的用处?又怎能用自己也说的话讽刺文人?显然,我们只能得到这个结论:宋太祖本人是不说“之乎者也”的,“之乎者也”只与文人有关系。再联系上句他对“朱雀之门”的“之”也不理解,于是我大胆断言:“之乎者也”并非宋代口语,它只是文人用于书面语的“语助”;反过来还有另一个结论,凡“语助”皆书面语词汇,口语中并不存在。

  这个发现使我相当兴奋!直觉上感到,可能不仅宋初如此,唐代也理应如此。正像我想象的一样,很快就找到柳宗元的《复杜温夫书》,只稍稍一看,我立刻得出了相同的结论。柳在信中批评一个叫杜温夫的书生不会使用“助字”(即语气词),分不清疑问还是肯定,乱用一气,最后告诉他:“乎、欤、耶、哉、夫”这几个“助字”是表疑问语气的,“矣、耳、焉、也”是表肯定语气的。其实很多语言学者都引用过这则资料,并认为“疑辞”“决辞”的分类是柳宗元第一次提出来,对汉语语法学是一个贡献。当然这样评价并不错,但我更关注的则是,杜温夫作为一个写了十几卷文章的书生,何以连疑问句要用疑问词,肯定句要用肯定词这么简单的知识都不懂呢?因为这不但是个书面语知识,更是一个生活常识。如果这些语气词就存在于唐代口语中,而这位不懂用法的年轻人又如何与人进行口语交流呢?所以我认为只能有一种解释,即唐代口语中并不存在这些语气词,而他又没从前人的文言书面语中体会出这几个语气词的用法。柳宗元最后建议杜温夫“宜考前闻人所使用”,让杜生从前人著作中去寻找问题的答案,而不是从口语实践中去学习,同样说明这几个语气词的用法其实只是一种书本知识,柳宗元也是从前人书本上而不是从口语中学到的这些词汇的用法。

  问:你在书中说先秦书面语中的虚词运用十分混乱,可我们学习古代汉语时,教科书上没有这种说法。你这种说法从何而来?

  答:教科书上确实没有写,但只要看看先秦经典原文,就会发现这个现象,而且绝非个别现象,而是普遍存在,甚至比书生杜温夫乱得还厉害。我们说的“乱”,是指文言虚词的用法不固定,相互矛盾的现象大量存在,根本就没有什么规律性。同一个词,在不同人的著作中,用法不同;同一个人的著作,上下文不同;甚至在同一句话中,用法也有区别。这在文言语气词的运用中,表现最为明显。比如“乎”,教科书与各种词典中,都将之作为疑问语气词。其实,翻开先秦经典,就会发现并非如此,它既可以用在疑问句中,也可以用在肯定句中,还可以用在感叹句中。“也”一般用于肯定语气,作为判断、陈述的标志,但作疑问语气的也不少。“春秋三传”,《左传》多用“乎”表疑问(占29%),《谷梁传》主要用“也”表疑问(占72%),而《公羊传》更奇特,居然有95%的疑问句什么语气词都不用。这就与柳宗元“疑辞”“决辞”的说法不同,甚至完全相反。再如《论语》《春秋》不但语气词差别大,其他虚词的运用也完全不同。《论语》的各种虚词十分完备,但《春秋》完全不用语气词,而且大部分其他虚词也都没有。

  像这一类令人不解的现象,解放前后的各种教科书都未涉及,研究者也都回避(或说是“掩盖”)了,不去碰这些问题。其中的原因,究竟是语言学家没有发现,还是发现了故意回避,我认为两种情况都有。有很多语言研究者可能没发现,但也有的发现了,但因为难以解释,所以只好回避,教科书上更不能写。语言学家既然笃信“先秦书面语与口语一致”的信条,而先秦书面语中文言虚词运用的“乱象”又明显不符合口语的规律,所以要回避这部分。因为这些“乱象”非但不能证明“一致论”是正确的,反而会推翻这个前提。这就是语言学家不敢在教科书上涉及这些问题的原因。但回避不是办法,不能解决问题,被掩盖的矛盾早晚会被揭露出来。我的这本书就以揭露、分析、解释这些矛盾现象为主,最后结论就是“先秦书面语与口语一致”“古人说之乎者也”的传统观点是错误的,“之乎者也”等只是非口语的书面语成分。

  问:“非口语成分”的说法很少见,是您的发现吗?它是指什么?

  答:这不是我的发现,一些语言学著作有这种说法,而且也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一说就明白。我们知道,在语言研究中,口语、书面语这两个概念很常见,分别指平时说的话和文人写的文章。二者的区别大家也都有体会,区别就是书面语中的部分词汇和语法,是口语中没有的,或与口语不完全相同。比如实词,如哲学中的“定义”“概念”等,语言学中“主语”“谓语”“语法化”“小句”等,文学研究中的“文学化”“诗化”“散文化”等,自然科学中“催化”“溶化”“固化”等,这些都不是口语词。虚词表现得也很明显,像“因为……所以”“不但……而且”这类连词,是文人写文章不可缺少的,但不识字的老百姓口语中并没有,更不懂前为因果关系,后为递进关系。现代白话文号称与口语一致,实际上只能说“接近”口语,完全一致则是不可能的。至于文言文,“非口语成分”更多,有时一句话“非口语成分”比口语成分还多。比如韩愈《行路难》中有一句“抑犹有举其多而没其少者乎”,其中“有”“举”“多”“没”“少”是口语词,其他七个都是非口语的虚字。非口语的虚词越多,文章越难懂。原因是文言虚词的用法是不固定的,在不同的文章中用法不同。比如“而”,居然有数十种用法,几乎可以置于句子的任何位置上,以致有的语言学家为之总结“不是什么地方可以用‘而’,而是什么地方不能用‘而’”(吕叔湘语)。所以阅读时遇见“而”,就要在它的“多功能”中选择一种,这就颇费思量。

  问:您说汉语书面语与口语不可能完全一致,难道汉字不能完全记录口语吗?

  答:正是此意,这也是本书的主要观点之一。如果说本书有什么创见的话,这个观点可以算一个,而且它是我解释“文言虚词是什么”的主要依据。前面说文言虚词不是古人口语,是因为它不符合口语规律。口语是全民语言,具有高度的统一性和稳定性,而先秦书面语运用的混乱,与之相悖。如果不是口语,那么它是什么?它是怎样进入书面语的?本书第四章主要谈这个问题。概括地说,文言虚词的产生与运用,是汉语与汉字的特殊关系决定的。按照通常的语言学观念,文字是记录语言的,其目的是克服语言的时空局限,是人类交际的一种辅助手段。但汉字真能如实记录汉语吗?回答是否定的。举个简单的例子:

  如果我们在纸上写上“明天下雨?”和“明天下雨。”两句,意思很清楚,前一句是疑问语气,后一句是肯定语气。根据是前一句用了问号,后一句用了句号。更具体地说前一句虽然用了问号,但仍包含着两种可能:一是重音在“下雨”上,“明天下雨?——明天不是刮风吗?”二是重音在“明天”上,“明天下雨?——不是后天下雨吗?”也就是说,口语中的这句话,写在纸上即使加上问号,仍有两种可能的理解。但在口语中,则不会发生理解的错误。因为说者与听者有共同的语言背景,听者根据说者的语气与重音,可以正确理解而不会发生错误。后一句同样如此,即使在书面上加上了句号,也不一定完全准确地反映口语。所以我才说“大体上”。但在没有标点符号的古代,问题就更严重,口语“明天下雨”转化为文字后,同样都是四个字,究竟是疑问还是肯定,就无法确定。这种现象并非我的无端猜想。甲骨卜辞中的“雨”,因既无标点,又没有语气词,在理解上就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外国汉学家认为是肯定句,中国甲骨专家则理解为问句。

  事实上,不但“明天下雨”是如此,在没有标点符号的时代,汉语的任何一句话,写到书面语中,都会产生歧义,都无法准确表达出口语原来的意思。因为口语中的每一句话,都是有相应语气声调的,听话人正是根据语气声调来理解对方的意思。但汉字只能记录口语中的一句话,却无法记录附着在一句话后面的语气,所以就无法完整地表达口语的原意。其实古人早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孔子有“书不尽言”之叹,正是因此而发。这里的“书”就是指书面语,“言”是指口语,“书不尽言”正是说的书面语无法完整准确地表达口语这种现象。那么古人又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说到这里,我们就不能不赞美先人的伟大智慧。古人的奇思妙想是从口语词汇中假借来一批“字”,充当各种语气的提示符号,附着在书面语每句话的句首、句中、句尾,既提示语气,又表示字与字、句子与句子之间的关系,有的还能起到断句、分行的作用。这种具有多重功能的符号,古人称作“辞”。虽然我们还不能确知“辞”最早出现于何时,但在甲骨文中已经发现了“辞”的身影。比如甲骨文中的那个“雨”字,在有的地方又作“其雨”,中外专家公认“其雨”就是疑问句。这个“其”就是一个最早的“辞”,它只起到标志符号的作用,标志这句话是疑问句,但它并非口语词汇。后来“其”的功能扩大了,在句中的位置也不固定,但非口语的性质一直没变,直到现代汉语仍然只用在书面语中,口语中没有“其”。

  春秋战国是“辞”的繁荣时期,作为“书同文”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适应书面语发展的需要,使思想的表达更深刻,情感的表达更细致,“辞”大量产生,运用也趋于成熟,最后在口语基础上形成了一套严密而精准的书面语表达系统,此即“文言”。“辞”进入书面语,充当了语气的标志符号,只要见到句末有“乎”,就可确定此句为疑问语气,见到“耶”或“哉”就是反诘或感叹语气,而且还可兼具断句的功能,这样汉语书面语反映口语的功能就大大加强,使“书不尽言”的缺陷得以弥补。文言语气词就是这样产生的。

  问:文言虚词不只是语气词,还有介词、连词等,也是这样产生的吗?也只是标志符号吗?

  答:基本如此,但有所不同。我们知道汉语口语中的介词、连词比较少,远比书面语少。比如书面语说“坐在床上”,口语中只说“坐床上”,不需要介词“在”。“留北京”也不必说“留在北京”。连词用得更少,口语只说“饿了,做饭吧!”不必说“因为饿了,所以做饭吧!”口语只说“你不来,事情不好办。”书面语则要说“假如你不来,那么事情不好办。”前一句一般称为因果关系,后一句称为假设关系。口语不需要“因为……所以”“假如……那么”这类连词,书面语则必须加。为什么?因为连词所表达的前后两个分句之间的逻辑关系,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理关系,也可以说是一种生活常识,人人都懂,不必以语言的形式表现出来,所以口语中也没有这类词。但当用书面语用文字表现这种事理关系时,加上连词前后的逻辑关系就比较明确了。

  问:在本书第三章,您对古人有关论述加以分析,得出文言虚词非口语的结论。为什么语言学家没有发现这些论述?这都是您的新发现吗?

  答:从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开始,一直到清代,对“辞”(即文言虚词)的论述史不绝书,很多材料也不是我的新发现,语言学家大都见过或引用过,但结论不同甚至相反。原因是什么,我也觉得很奇怪。比如许慎为“辞”下了一个定义:“词(同‘辞’),意内而言外”,我觉得很好理解,即“意内”是表意的,墨子说“以辞抒意”可证;“言外”即不是口语。王充说“口出以为言,笔书以为文”,“言”显然是指口语,“言外”就是指非口语。后来南唐徐锴《说文通释》释“言外”为“在言之外”,同样是指非口语。李渔说:“千古好文章,只是说话,只多者也之乎数字耳。”用大白话说明文言就是口语加上“辞”两部分构成的。清人袁仁林更是明确表示,文言语气词“非言”,在各地方言中都不存在,古人是借用“之乎者也矣焉哉”这些字来表示不同方言语气的。另外,古人论虚词,都是在谈论写文章的方法时出现的,没有一个人说过“之乎者也”是古人口语。但到了清代,就有人在理解古人论述时出现了偏差。语言学大家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对“意内言外”的理解可为代表。许慎说“词,意内而言外”明显有两层意思:一是“词在意内”,二是“词在言外”。但段玉裁却释为“意于内”“言于外”,意思是“意在词内,言在词外”,与许意正相反。

  现代语言学家对古人的历代明确论述,有的是看不懂,有的看懂了却进行批判,认为古人“不科学”“有很大的随意性”。他们既然相信西方语言理论才科学,而且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所以对古人的相关论述不屑一顾乃至批判也就不奇怪了。所谓“先秦书面语与口语一致”的结论,其实是简单套用西方“文字是语言的记录符号”理论得出来的,根本没有经过任何实证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假命题。因此,以这个假命题为前提描述的汉语史是虚假的,相关的词汇、语法的研究结论,与古人的认识背道而驰,远离了汉语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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