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尔康教授是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倡导者和推动者之一。在60年的习史、治史过程中，他恪守“论从史出”的治学信条，坚持“求真”、“致用”的科学精神和价值取向，上下求索、耕耘不息，形成了以断代史为基础、以专门史为研讨方向的治学体系。为使读者了解冯先生的治学之道和他对历史研究的见解，本报记者近日对他进行了采访，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对中国史学事业的真挚情怀。
郑天挺先生引导我走上史学之路
《中国社会科学报》：冯先生您好！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让我们从您的大学时代说起吧。20世纪50年代的南开大学历史系集中了郑天挺、雷海宗等一大批在中西方历史研究方面成就卓著的历史学家。您是如何在这种名家荟萃的学术环境下踏上史学研究之路的呢？
冯尔康：我于1955年进入南开大学历史系，读本科和研究生，工作于斯。50年代，先师郑天挺(字毅生)、雷海宗(字伯伦)等教授执掌教鞭。我在读本科时聆听郑师的明清史基础课，选修史料学、明清史专题课，毕业后留校当助教，改读明清史研究生，师从郑师，治学之道受郑师影响最大最深。记得在研究生第一堂课上，郑师讲授“明史的古典著作与读法”，指出《明史》是史料价值高的“好书”，是学习研究明史的基本读物，因此要常读常新，要刻苦钻研，坚持不懈。
郑师讲授史料学，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点：一是要用第一手史料找史源，例如档案；二是要对史料做出考证，用他的话说叫作“史料批判”，要考察它的真实性，要了解作者的史观与为人。我接受老师的教导，牢固树立选择精读一部书、搜集与审慎运用第一手资料的意识。在治史方法论上，我接受的是从乾嘉考据学到实证史学的理念与方法，治史求真的理念，可以说是由此得到确立。
《中国社会科学报》：习史、治史的求真理念，在您的治学实践中一定经历过一个愈走愈明确、愈走愈加坚定的过程吧？
冯尔康：的确如此。求真，无论研究哪一个领域，我都一以贯之。求真，就是要千方百计寻求、阅读原始著作，穷搜史料。我是南开大学图书馆常客，还常在书库读书，那里有张桌子，是管理员有时需要用的，我时不时就在那张没有配备椅子的桌子旁站着读书。我还多次从天津去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每次去若干天，以至一两个月，还曾住宿在位于沙滩的高教出版社的半地下室招待所，因为那时科研经费很是紧缺，而不在意房间的阴暗潮湿。俗话说“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我对这句话的深切感受就是从师教中领悟出治史之路，上下左右求索，至今不敢停息。
立足“断代”上下求索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的治学脉络是以断代史(清史)为基础，进而以专史(宗族史、社会史)为研讨方向，能否结合这方面的具体研究谈谈您的心得？
冯尔康：在读研究生时，我开始精读《明史》，后因毕业论文是关于清史方面的，因《清实录》部头太大，没有时间精读，就阅读《东华录》(“蒋录”、“王录”)。精读一部史料丰富而较为系统的史籍，如《明史》，是为研治明史打基础，《东华录》则为清代史打基础。有了这种学业根基才可能上下求索，因为阅读、研究方法大体上相同，研究其他朝代时照章办理，就去阅览那个时代的必读书，而且也不会有太大困难。如南开历史系编写的黄皮本教材《中国古代史》(1974)，我写的是明清部分，及至编纂蓝皮本《中国古代史》，我不愿意重复写作明清史了，改写东汉部分，就花时间阅读《后汉书》，兼及《汉书》《三国志》，自然也读一些其他史料书和时彦著作。我之所以敢于写东汉史，就是因为掌握精读一部书的治学方法。而我不愿意再写明清部分，是希望将研究领域往上扩展，不以清史为限。我教中国古代史后半段——隋唐宋元明清史，就读《隋书》、“两唐书”、“两五代史”、《宋史》《辽史》等基本史书，虽然做不到精读的程度，但总是翻阅相当一部分。
《中国社会科学报》：断代史研究虽然有利于对研究对象的深入分析，却不利于把握该现象在更长时段中的变化。这也正是您主张以清史为基础，进而“上下求索”的原因吧？
冯尔康：是这样的。因为只研究断代的话，许多问题就难以了解透彻，如果上下串联，有的历史现象会好理解一些。比如在《中国古代农民的构成及其变化》(1998)一文中，我认为中国古代土地制度是多层级所有制，用“国有制”、“私有制”都难以概括，因此运用等级观念分析周秦到明清农民的构成成分，将庶民地主也列入平民农民序列。我在读《魏书》的过程中得知有的州有鲜卑、汉人“双刺史”，在读《辽史》时发现其中有“南北两面官制”的记叙，由此认识到这其实是历史上少数民族政权职官制度的特点，而清朝在中央职官制度中实行“主官复职制”可谓渊源有自，就容易理解了。我撰写的《砥砺篇》也是“求通”的通俗读物。再比如，在研讨鸦片战争以前的清史时，我也力图向近代延伸，遂读道光实录及有关史籍，写出《述道光朝社会问题》《鸦片战争与中国近代化》。对明史，自己觉得力不从心，虽然也写过《论朱元璋农民政权的“给民户由”》等论文，以及读书笔记《明成祖与郑和下西洋》等文，但并未真正走进去，不无遗憾。
既要“纵通”也要“横通”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长期关注的中国宗族史是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同时涉及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等复杂的因素。您是如何处理好“纵通”与“横通”之间的关系的？
冯尔康：我是想通过宗族史研究来关注整个中国历史，而不是单纯的宗族史本身。我研治中国宗族通史，有关宗族本身的内容，如它的形成、成员构成、管理人与管理方式等，是首先要清理明白的。有关宗族的发展变化、组织形态的演变等课题，也不忘着力研索。至于中国古代宗族在社会形态史中，宗族与外部关系，尤其是宗族与国家、社会关系，宗族在社会经济、社会结构中地位等问题，同样需要留心。以上理念，大体都体现在我的论著当中，比如中国宗族通史方面的《中国古代的宗族与祠堂》《18世纪以来中国家族的现代转向》等，在20世纪家族史研究方面的《简论当代海外华人丧礼文化与中华文化的海外生根》等。专史要通古今，再同社会其他事物联系起来从事研讨，希望有所“横通”，这就是我所坚持的基本原则。
《中国社会科学报》：通过“纵通”与“横通”的结合，您在中国宗族史方面获得哪些突破性认识，能否简要介绍一下？
冯尔康：这种方法的运用，有助于我们对宗族社会的属性、宗族形态等问题有新的认识。比如说，宗族通史的研讨使我对“中国古代社会是封建宗法社会”的观点产生怀疑。我从宗族史研究角度审视封建宗法社会说，发现周代实行分封制与宗法制相结合的基本制度、形成封建社会，秦朝废除封建制、实行郡县制，汉代及其以后的封爵制与先秦具有土地、政事、人民三要素的分封贵族完全不是一回事。基于这一认识，我不以秦汉以来社会为封建社会的说法为然，也不认为宗族是宗法组织，而把它视作变异型宗法社会。我还认为宗族具有很强的社会适应性，随着社会形态的变化而变化。比如说，宗族自清代以来沿着两种路径变化，一种是坚持纯血缘路线，传承元明以来祠堂族长制和族老制，发展为族会、宗亲会，逐步克服原有的宗法因素；另一种是同姓社团路线，走向俱乐部式的宗亲会。无论哪种形式的变化，都同社会形态、社会变革演变相一致，那就是与古代社会相应的是祠堂族长制宗族，与现代化转型期社会相应的是族会议长制，并向会员大会暨理监事会制发展。
没有史料就无从研究历史
《中国社会科学报》：无论断代史还是通史研究，都离不开对史料的重视和发掘。我们注意到您不仅善于利用史料，而且将史料研究上升到了方法论的高度。请您谈谈在这方面的研究情况。
冯尔康：我深知没有史料就无从研究历史，因而长期立意于寻找第一手史料，寻找原始资料。找史料是为了运用，从搜集材料到运用于写作文章、专著，有个不轻松的过程。第一步是确定阅读的史籍。第二步是读书摘抄资料。资料需要原原本本摘录，抄写在卡片上，以便于异日利用。我读书，一般是全面读，不论是哪一方面的内容，认为有价值的就抄录，自然阅读进度慢，长时间不能获得集中在某一方面的资料，写不出文章，不见科研成果，但是我不着急。第三步是审度资料能否写成文章，将卡片资料分类排比，进行初步研究，够用了，拟提纲写作；不够用，不能硬写，应该继续读书、找材料，直到满意为止。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确定史籍、搜集材料到撰写论著，这的确是个不轻松的过程。能举一些例子说明您是如何循序渐进、一步一步完成这种艰难过程的吗？
冯尔康：比如我在1982年底写《雍正传》，就是先寻觅资料，次写有关专题文章，然后完成全书的写作。关于雍正的主要史籍，官修的实录和“清三通”、《清史列传》《清史稿》有关部分；他本人的著述、文集等；有关文集、笔记、方志之类，基本上阅读了。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档案史料，看了康、雍、乾(前期)历次编纂的宗室玉牒和雍正帝亲自书写的朱谕、康熙遗诏等。在北大图书馆借阅《皇清通志纲要》抄本，在北京图书馆查阅《抚远大将军奏议》，在故宫图书馆索阅清朝帝后画像。为了总体把握雍正及雍正时代历史，有设计地先写《雍正的削除绍兴和常熟丐籍》等文。有了众人都能查阅的图书资料，又读了他人尚未利用的档案史料，写了雍正史局部性论文，在此基础上才写出《雍正传》。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们注意到，您在搜集和运用史料方面不仅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程序，而且在史料学的学科建设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您是如何完成这样一种从实践到理论的升华的？
冯尔康：关于史料学专著的写作，我最早其实并没有这方面的计划，只是读书时有意识地记录了有关信息，无意中搜集了史料学资料，及至20世纪80年代前期给学生讲授“清史史料学”选修课，遂产生了写书的冲动，于是将有关资料卡片按文体分类，对重要图书再从史料学角度进行研读，并写出《清史的谱牒资料及其利用》等文，而后撰成《清史史料学初稿》，后来大量扩充完成《清史史料学》。《清史史料学》之后的《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则是有计划地进行写作的，除了便利史界专业人士使用，还为从事文学、谱牒学专业研究的学者和爱好者提供信息。现在人们的阅读开始进入视觉图书时代，为促进史书的图文配合，我撰写了《史学著作的图文配合和构建图像视觉史料学》。我的史料学专著是研究性成果，人们往往当作工具书查用，然而我未曾感到委屈，仍然乐此不疲，因为笃信没有史料便没有史学，为此努力，利己利人，有何不好！
《中国社会科学报》：《清史史料学》《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可以说是您在史料学研究方面的代表作。与其他学者的同类著作相比，这两本书有什么明显特点呢？
冯尔康：谈到这两本书的特点，我觉得可以总结为四点。第一，是总结自身探寻、利用史料的经验。如《清史史料学》第四章《档案史料》专设一节讲述“档案史料的利用方法”，因为档案馆的档案分类方法与图书馆图书分类截然不同，不懂得档案分类法，到档案馆漫无头绪，怎么能找到要阅读的档案？第二，是将不太为人注意的文献给予史料学的应有地位，如对日记、书信、语录等文体的文献，用专章、专节、专目介绍其史料价值。第三，是利用资料进行初步研究，说明某文体的史料意义所在，如《图像绘画的视觉史料》一节用《以〈御制恭和避暑山庄图咏〉为例》一文，介绍图画的史料价值。第四，是把田野调查所得材料融入书中。为研讨近当代家族史，我到过一些省市县乡，在江西萍乡农村访问，得到当地农民藏书家刘炳继先生帮助，获得民国时期和20世纪90年代两次编修的《刘氏家谱》，遂以刘氏谱书为素材，写作《族谱的清人传记史料》中的《平民女子》一目。
撰写有血有肉的历史
《中国社会科学报》：20世纪80年代中期，作为学科的社会史开始复兴，正是在这一热潮的带动下，中国史学有力地回应了当时流行的“史学危机论”，焕发出勃勃生机。在您看来，是什么因素促成了社会史的复兴？您是如何顺理成章地由宗族史研究转向社会史研究的？
冯尔康：独立思考是每个人都应有的素养，所以人的成长过程中有“逆反期”。如果有人代你思考了，学术研究哪里谈得上有多少个性？新时期以来，中国学术界普遍出现了鼓励独立思考的风气，不少学者不满意一段时期以来史学研究的僵化、著作的教条化、公式化现象，希望改变这种状况，于是出现了有血有肉丰富多彩的史学著述。我原本就留意宗族史、农民史、妇女史，在《清史史料学初稿》完成后，全力投入社会史研讨，并为在史学界复兴社会史研究进行持之以恒的努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社会史研究的积极倡导者之一，您曾在《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发表的《开展社会史研究》一文中，提出“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开展，历史学将进入一个新阶段，将出现繁荣局面”的预言，今天读来仍令人振奋。请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冯尔康：从事社会史研究之初，当然要首先思索“什么是社会史”和“如何着力推动这种研究”，我的《开展社会史研究》一文正是试图回答这类问题。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史大论战”，主要讨论社会生产方式、社会形态的历史。我认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社会史研究应该重点关注社会结构史、社会生活史。在《开展社会史研究》中，我提出了“社会史是历史学专史”的定义和社会史研究的方法论。我知道这个定义不可能完全准确，提出来不过是为同好讨论，寻觅社会史研究的着手点。我主持编写的《中国社会史研究概述》亦于1988年问世，成为许多社会史研究者案头书。写作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和同仁组织社会史首届研讨会，以后的几届研讨会，我都参与筹备，并出席筹备会议，致力于成立中国社会史学会。
《中国社会科学报》：确定了研究对象、概念和方法论，下一步就是开展具体的社会史研究了吧？您是如何处理“社会生活史”与“社会结构史”两种研究之间的关系的？
冯尔康：20世纪80年代，我的研究重点是中国社会生活史。我于1985年在南开大学开设全校性的“中国社会史”选修课，重点是放在生活史方面。先写散篇的读书笔记，内容在农民、妇女、婚姻等领域，因为这方面的资料早先有些积累，更是体现我研治社会史的初衷——写大众的有血有肉的历史书。在这方面，我先后完成《古人社会生活琐谈》《清人社会生活》(与常建华合著)、《清人生活漫步》。
八九十年代之际，我的精力主要集中于研讨中国社会结构史。社会结构是社会学的理论，被学界认为是了解中国传统社会发展的奥秘和特点之所在。为此我学习、体会，写出《社会结构理论与中国社会结构史研究》，运用到自己主编的《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一书中，为该书写出绪论，用约20万字的篇幅，勾勒先秦至近代开端的中国社会结构及其变化，指出中国社会结构的特点是：等级制度是社会生活的准则；宗法精神贯穿于古代社会结构中；社会结构的微弱变化与静态型农业社会的缓慢发展。
90年代末，我将注意力转向社会史教材——《中国社会史概论》的写作。这项工作开始于1998年，前后历时6年。这部书包含三大部分：一是社会史理论。我没有从惯常的学理角度去思考演绎，却从社会史学界研究实践中探求社会史是什么样的学问，因为这样比侧重学理的讨论要着于边际。二是社会史史料，将个人搜集史料的经验提供出来。三是讲述中国社会结构与社会生活史。由于教材篇幅的限制，我对全书三个部分字数的分配不尽合理，第三部分不能展开叙述，实乃憾事。书稿交出后，我写作了《乾嘉之际社会下层面貌——以嘉庆朝刑科题本为例》，希望能从一个侧面弥补它的缺陷。
《中国社会科学报》：新世纪以来，您出版了两部关于社会史的论文集(《顾真斋文丛》《中国社会史研究》)，这是否可以视为您以往研究成就的一次总结？
冯尔康：这两本书是多年来我关于社会史研究的论文汇编。《顾真斋文丛》选取的是关于清代社会史的文论，涉猎较多的是社会经济史和群体史。社会经济史的论文颇有几篇，且多系80年代中前期述作，比如《清代地主层级结构及经营方式》《清代自耕农与地主对土地的占有》《清代押租制与租佃关系的局部变化》《清代的货币地租与农民的身份地位初探》《试论清中叶皖南富裕棚民的经营方式》《游民与社会结构的演变》等论文。其余部分或涉及女性及家庭史，或涉及官绅、商人、商品经济。这个集子的不少篇章写得较早，是利用研究生、助教时期搜集的史料写成的，例如《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中叶江南商品经济中的几个问题》《清代的婚姻制度与妇女的社会地位述论》。自我感觉有些文章就资料上说是扎实的，得益于年轻时搜集材料范围广，虽然当时写不成文章，后来派上了用场。我由此深刻体会到，做学问是实实在在的事，急不得，不能浮躁。
《中国社会史研究》选入的是明代以前的社会史和社会史理论的文章，包含了社会文化史的几篇文论。集子中有一篇《说故事的历史学和历史知识大众文化化》，论述历史学与社会史研究、史学与读者的关系，是我半个世纪治史的经验之谈。历史书不是小说，怎么归结为讲故事？我的意思是历史学的主要功能是陈述历史事实，给读者自我体认的资料，而不是由历史学家去灌输什么哲理。社会史研究更能提供历史细部史实，最容易讲故事。当然了，史书应该讲道理，只是需要寓论于史，是论从史出，是史论结合，而不是以论代史。用史料说话，也即史实说话，是对自身写作方法的一种规范。用史料说话，读者利用我提供的史料，自行判断历史真相、是非，就达到我的写作目的了。
史学要有为社会服务的自觉意识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古至今，都存在着一个历史学如何处理与现实的关系、如何为现实服务的问题。您认为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历史学应该怎样从理论和实践层面解决好这一问题？
冯尔康：史家都讲究求真、求用，历来如此，要不司马光怎么把他的史书取名《资治通鉴》呢！当然，古代史学是帝王之学，是给帝王总结治理天下黎民百姓的经验教训，无疑，史学具有很强的政治功能。我理解现代史学功能，就是为社会服务为主，理由很简单：传统社会发展变化迟缓，政治经验适合利用，现代社会变化迅速，经验尚未总结出来，即使成功地总结了，社会现实已经变了，经验随着不适用了。不仅如此，上古史官地位高，人们敬畏历史的意识较为强烈，统治者也要对史官畏惧三分，后来史家地位越来越低，越来越不敢如实记录历史真相，史学的政治功能无形中弱化了。
为社会服务，为大众读者服务，提供丰富多彩的妙趣横生的有益的历史知识，启示人们自觉地从历史事实中汲取智慧，提升文化素养和道德水准，接受他人失败教训，避免误入人生岔路，让生活情趣高尚、生活美满，让人生之路走得好一些、更好一些。求真既是治史准则，又是史学生命之所在。如果虚无历史、篡改历史，史学哪里还有活力，哪有读者买账？唯有求真，在此基础上才可能实现真正的求用。
记者 晁天义 周学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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