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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文学与人同在(我的文学观)

来源: 人民日报 2017年5月12日24版     发稿时间: 2017-05-12 08:57

  沈立岩

  文学对每个时代而言都是当代的。文学所更新的与其说是我们的经验,不如说是我们的心灵

  这些年来,我陆续接触到一些默默无闻的文学作者,他们对写作的态度令我深感震动。说文学是生命,似乎有点矫情,但是他们的确是把写作看得比大多数人在乎的很多东西都重要。从技术的角度来看,他们的作品并非无可挑剔,但是那种粗粝的质感,那种不可重复的生命体验,那种在城府深沉的世态中不免显得天真甚或幼稚的念头,却让我感到触电般的震惊。我突然意识到,文学,这个被预言即将消亡的东西,依然旺盛地存活在我们身边,活在很多人的心里。

  有理论家认为,文学的本质,就是提供一种陌生化的经验,通过增加感知的难度来更新我们的认知。可是上述经历使我宁愿相信,文学所更新的与其说是我们的经验,不如说是我们的心灵。它一次次清除我们内心的垃圾,让因世故而冷却的心重新温热,让因麻木而坚硬的心重新柔软。它或许并不能解决各种令人苦恼的现实问题,但却可以一次次地唤起我们对这些问题的清醒感受,激发我们解决问题的动机和意志。想来文学的价值之一,或许就在于让人类长葆初心,而远离衰老与疲敝。

  由此,我对两千年前孔子的一段话,竟然有了越来越深的认同。那时还没有文学的概念,但是诗已经存在很久了,孔子以超凡的敏锐和深刻,洞见了后来被称为文学的那种文化形式的意义:“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可以”的说法,显然是从文学的用处即功能着眼的。关于“兴”,朱熹释为“感发志意”,其实按《说文》“兴,起也”来理解,反而更加形象,即诗可以唤起某种潜在的东西,使之由无形而具体,由隐伏而凸显,如《蓼莪》之于父母之恩,《常棣》之于兄弟之情,《伐木》之于朋友之义,《无衣》之于同袍之泽。这些伦理的情感与思想,既非生而有之,亦非抽象的说教所能深入于人心者,它们需要某种触媒的诱发和范型的内化。而文学,以其生动的形象和丰富的情感,无疑最适于承担这样的使命。伽达默尔称:“艺术最直接地对我们说话,它同我们有一种神秘的亲近,能够把握我们整个的存在。”打开一部文学作品,无论它与你真实的时空距离何等遥远,它都立刻开始向你娓娓诉说,一如促膝倾谈。他断言:“文学对每个时代而言都是当代的。”

  关于“观”,郑玄释为“观风俗之盛衰”。引而申之,它还预示了某种更为深广的意味,就是文学具有一种其他东西所缺少的全息性:你当然可以把文学当作艺术来欣赏,但也无妨视之为社会档案和历史文献。马克思说十九世纪英国杰出的小说家所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所有政客、政论家和道德家所揭示的还要多;陈寅恪认为唐代自武宗之后的历史记录颇多舛误,而唐诗则保留了大量的历史实录,反而可以作为研究唐史的珍贵史料,道理即在于此。不宁唯是,文学的历史也是心灵的历史,其中蕴涵着一代代人的心灵脉动,透过它们,人性的全部维度与丰富变化皆呈现在我们眼前。即此而观,“观”义岂非深矣?

  关于“群”,孔安国注:“群居相切磋。”这个解释未免稍显迂曲。以宗周至春秋时代的生活形态而论,诗的使用范围其实十分广泛,从祭祀祈禳的祝嘏辞说到卜筮占断的筮辞繇语,从冠昏燕飨的礼辞乐歌到朝聘往还的行人专对,都可以看到赋诗、引诗或歌诗的踪迹。而所有这些活动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发生在人际交往与群体仪式之中。诗在其中所扮演的,是沟通人际的媒介,凝聚群体的纽带,砥砺操行的针石,考见得失的镜鉴。王国维以为礼乐制度,意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对群体伦理的崇尚确为周代人文精神之突出特质,也是儒家诗教之一大宗旨。在文化沧桑巨变之后的今天,文学之于社会生活的影响,或已不能同日而语,但是文学教育和文学鉴赏,对于形成和维系社会的价值共识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只不过其作用的机制更为曲折复杂。

  关于“怨”,孔安国注:“怨刺上政。”诗多怨刺固然不假,但未必皆与上政有关。既然“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于是欲而不可得,恶而不能去,因而心生怨愤,也是一种自然的反应。孔子虽以“无怨”为君子应有之修养,但也耻于“匿怨而友其人”的道德虚伪。当此之际,发情止礼的诗,则为情绪的宣泄提供了理想渠道,因为诗重比兴,而比兴的实质,则是设身处地的想象,梦往神游的移情。当情感被赋予了诗的形式,也就是被赋予了礼乐的形式,其消极负面的能量便已得到了部分的缓释。所谓“温柔敦厚,诗教也”,奥妙即在于此。所以,说诗或文学也是一种心理性的“社会安全阀”,恐怕也非毫无道理。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对于调节社会情绪、促进社会和谐,也有其独特的作用。

  在20多年的教学生涯中,我常常要面对学生提出的各种疑问,其中经常被问到的,就是学文学到底有什么用。我自己也曾被这个问题所困扰,也曾试图用“无用之用”的说法来勉强应付。但是现在,我可以有信心地说,文学绝非饱暖之余的消遣之资,也不是装点繁华的美丽镶边,过去它就有“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悠久传统,在今天乃至今后的时代里,它仍将继续发挥实实在在的作用,既如孔子的兴观群怨说所揭示的,也如我们身边那无数默默无闻的文学作者用他们永不衰退的文学激情所证明的。

  作者简介

  沈立岩,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院长。主要著作有《先秦语言活动之形态、观念及其文学意义》《诸子研究的理念与方法》《图腾之惑:中国早期宗教研究的立论与方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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