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先是抱着当兵救国的理想，在北洋水师学习驾驶。甲午海战中国惨败后，他感到中国落后就是教育问题，只有教育才能唤醒国人，拯救中国。

　　1927年，祖父来到东北，看到日本人对东北各领域的渗透、调查和研究，发出了“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博大；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危机”的感慨。考察结束后祖父回到天津，马上在南开学校成立了“满蒙研究会”(后更名“东北研究会”)，开始大规模搜集东北地区的一切资料。这个研究会的成立也引起日本特务的注意，据说，日本驻津领事馆设立了一个课，专门盯着南开学校的一举一动，祖父也时常被特务盯梢。

　　此后，祖父又带领南开师生四次赴东北考察，撰写了大量的调查报告、论文，1931年编成《东北地区教本》。这本书最早发现和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图谋东北的野心，昭告国人民族危机即将到来，唤醒国人奋起抗日。

　　1934年10月10日，第18届华北运动会在天津河北体育场开幕，伴着乐曲运动员进入会场。当东北选手身着素装入场时，南开拉拉队突然排出“毋忘国耻”“毋忘东北”等字样，并高唱“众青年精神焕发，时时不忘山河碎，北方健儿齐努力，收复失地靠自己”等歌曲。深受鼓动和感染的观众立刻群情激奋，掌声和口号声此起彼伏。在这爱国热情的浪潮中，大会“嘉宾”日本驻津最高长官梅津美治郎再也坐不住了，他向大会提出“抗议”。祖父当时担任大会总裁判长，他义正词严地说：“我们的爱国学生在自己的国土上举行这样的爱国行动，是他们的自由，外人无权干涉！”恼羞成怒的梅津愤而退席。第二天，日本驻华大使也向南京外交部提出“抗议”。南京政府命令祖父严格约束学生的“轨外行动”。于是，他将拉拉队队长严仁颖找来，第一句话：“你们讨厌！”第二句话：“你们讨厌得好！”第三句话：“下回还那么讨厌！”

　　1937年7月28日，南开中学、南开大学被日军当作抗日据点，遭到持续轰炸和焚毁，神圣的文化殿堂化成一片废墟。被炸当天，祖父在南京对中央社记者说：“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

　　我的叔叔张锡祜是祖父最小的儿子，是中国第一批空军。抗战爆发后，他在江西某空军基地紧张备战。祖父曾对他说：“军中无勇非孝也。国难当头，何为孝？精忠报国、不辱家风，就是最大的孝！”1937年8月14日，叔叔奉命由江西吉安飞赴南京对日作战，在中途失事而殉国，年仅26岁。得到消息后，祖父一下子怔住了，半天才对身边人说：“吾早以此子许国，今日之事，自在意中，求仁得仁，复何恸为。”祖父嘱咐大家不要告诉祖母，怕她承受不住。抗战胜利后，祖母问他：“人家孩子都回来了，我的儿子呢？”不得已，祖父这才说出了实情。祖母听后，什么也没说，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大哭了一场。

　　南开学校曾培养出一大批国之栋梁，无数南开学子投笔从戎，为民族独立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曾为100人颁发了抗日勋章，祖父名列第一位。一天，祖父的学生杜建时来报喜说：“我在政府负责清查汉奸，我看到汉奸名单里没有一个南开的学生！”祖父非常欣慰地说：“听到这个消息，比我得到任何奖章都高兴！”

　　蒋介石败走台湾之时，曾给祖父、祖母留了一架专机，随时可以飞往台湾，但祖父毅然留在了大陆。新中国成立后，身居重庆的祖父非常想回到家乡天津。在得到周恩来总理“允其北归”的指示后，1950年5月4日，祖父搭乘军用运输机飞抵北京，周总理和老友傅作义亲往机场迎接。9月中旬，祖父回到了天津，开始住在一个学生家中，后迁至大理道的三子张锡祚家中(大理道87号，现和平区大理道39号)。

　　祖父的生活和他的为人一样，朴实无华。他执掌南开系列学校，始终秉承着私立非私有的理念，自己身兼多个社会职务，却只拿南开中学的一份工资。他常说，给孩子留德不留财，留财只能享用一时，留德可以受用一生。1951年2月23日祖父病逝时，留下的只有一副茶色眼镜和7元钱！

　　正是因为传承了祖父的家风和美德，作为张伯苓的后人，我们一是心存感恩，感谢国家社会给予我们的一切，一是努力工作、多做贡献，回馈国家、回馈社会，不辱家风、告慰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