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治安
近10年来，中国大陆学界相继出现“富民”、“农商”、赋役等牧民理政方式和南北整合的有益探索，并在天津、昆明、长春和北京连续举办了四届学术研讨会，迈出了多维度诠释中国古代史的可喜步伐。我国学者在扩大国际学术交流和凸显国际学术视野的同时，更多关注本土化视域下的中国及“中国话语”，在重视断代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越来越多地尝试纵横贯通。更有学者敏锐地提出，超越以往断代为史的窠臼，走向“贯通”，乃是未来史学深入发展的重要途径。综观这些学者的论说，都是以宏大的问题意识和方法论关怀，论及帝制国家社会经济结构、国家与民众的关系、区域差异及整合等，不约而同地挣脱“碎片化”桎梏，开展“长时段”和总体史研究，在不少重要环节上均有突破，算得上融通断代和多维度诠释中国古代史的良好尝试，令人欣慰与兴奋。
两千年前，中国史坛已形成司马迁的会通和班固的断代两种学术传统与旨趣。随着现代史学的成长和发展，各类纵向专门史不断繁荣，进而和断代史一起充任历史学相辅相成的两大支柱。尽管如此，断代史依然是基础，各类专门史不能不长期依赖于断代史的学术基础。经过近40年的不懈努力，我国大陆断代史研究的规模数量抑或质量，都已经赶上或超过我国台湾地区和日本等国家。然而，事情的发展又有着另一面，那就是不仅断代史研究的学术质量和前沿水平亟待提高，各断代史间壁垒森严、以邻为壑、交流沟通偏少等现象也相当突出。前贤们关注过的商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唐宋、明清等情况略好，而未曾多加留意的汉与晋、宋与元、元与明等断代之间，则颇为严重。结果是断代往往成为藩篱界标，人为地限制了古代史研究的视野和进展。严格地说，断代作为某个王朝的兴亡记录，所反映的主要是政治历程，并不能够完全涵盖经济、社会、文化诸领域的情态及变迁。朝代更替与经济、社会、文化的变迁，有些时候是同步的，有些时候又是不完全同步的(如唐中叶、明中叶和清中叶)；无论政治制度还是经济、社会、文化，都有可能溯源到上一王朝或延续至下一王朝。足见，尽管断代史是基础，但毕竟不能等同于古代史乃至中国史的全部。在信息化和全球化的条件下，融通断代和多维度诠释中国古代史，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中国史学研究发展的大趋势。我们既要重视断代史基础研究，又要融通断代、超越断代。只有这样，才能客观科学地还原历史和接近真实。尤其是在近40年断代史研究取得显著成绩而融会贯通偏少之际，融通断代就是至关重要和势在必行了。
所谓“融通断代”，是追求多维度的融会贯通，不仅要纵向贯通，还要横向融会。“融通断代”是手段或途径，多维度诠释则是目的，只有基于断代史坚实研究之上的融会贯通，才能做到长时段和整体史的关怀，才能胜任多维度诠释古代史的艰巨使命。因为历史发展本身就是一个维度多元的复杂过程，就是一个多因素、多动力、多线索汇合的时空立体过程。近年“富民”、“农商”、赋役等牧民理政方式和南北整合等探索，都是突破传统王朝史体系的融会贯通，都是在“融通断代”方面所作的出色贡献。它们汇聚运作起来，就是在践行多维度诠释中国古代史了。
“融通断代”与纵向贯通的专门史，既有联系，又存在区别。专门史通常是单一主题的纵向贯通，如探研历代帝王、宰相、监察制度、军制、科举制度、赋役制度以及乡里风俗，等等。“融通断代”，虽然也包含纵向贯通，但它的主题并不单一，比较复杂且牵涉面颇广，如“富民”、“农商”、赋役等牧民方式和南北整合等，故而更强调综合性与整体性，更需要具备断代史研究的综合功底。“融通断代”，也不同于纯粹的理论性宏观研究，更需要立足于断代史研究的较雄厚基础，更需要微观实证与宏观理论的有机结合。鉴于这种学术要求，“融通断代”也并非易事。“富民”、“农商”、赋役等牧民理政方式和南北整合等论者，不仅着眼点各异，而且抓住了多个较重要的问题予以重点突破和跨断代论析，做到或基本做到了“融通断代”和“多维度诠释”。
近20年，中国大陆讨论“唐宋变革”的论文著作有数百种之多，看似相当热烈，但多数成果是在重复90年前日本学者内藤湖南的基本结论，或是努力发掘新史料为该论点做注脚，或是印证或深化该论点。这种近乎拾人牙慧的现象，让人颇不满意，甚至汗颜。近年“富民”、“农商”、赋役等牧民理政方式和南北整合等探索，既积极吸收“唐宋变革”说的有益成果，又不拘泥于该说的思维定式或理论窠臼，在诸多重要问题上作出了独特建树，有力推动了对中国古代史的科学与理性认识。目下，越来越多的中国学人在努力探求践行“国际视野”和“中国话语”的互动。笔者觉得，有关“富民”、“农商”、赋役等牧民理政方式和南北整合等探索，恰是在努力践行断代实证与宏观贯通融会，引领学术发展的潮流，用实际行动交上了一份建构“本土中国”历史议题的合格答卷。可以说此举是继“唐宋变革”说及“宋元明过渡”说之后，中国学者争取到的多维度诠释中国古代史的学术话语权。
——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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