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议者说先生是一位事业家，不是革命家，先生听到之后，再三地点头说道：“这句话说得一点也不错，救国之道多端，端在各行其志，见仁见智，各有千秋。假使我当日作为一个革命家，到今日早已成仁取义，成为一个烈士了，到今天哪里还会有南开学校的存在？更哪会给祖国建设，培养出这么许多新人才来？今日打一个比喻，先有鸡乎？先有蛋乎？其实鸡与鸡蛋，本是一物，不过形态各异耳。革命事业，也要自培植新人出，两者实二而一，殊途同归，没有什么区别的。”他的这种说法，也可以代表他的教育救国的看法吧！

　　南开学校就是这么年复一年在艰苦奋斗中成长着，经受着暴风雨的洗礼，使得这一群朴素的教育工作者，养成了一种坚强的意志，和“干！干！干！长！长！长！”的南开精神，他们实际上是一生一世地在教育救国的战线上战斗着，没有一时一刻停歇下来。

　　当年南开的干部，多是严王家馆和早期中学毕业的老学生，师生之间，团结得有过于父子，所以一切工作都能得心应手。学生们都能深切体会老师的心情，老师也能深切体会学生的心情，彼此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为一个共同的教育救国目标而奋斗。即使是校外来的同仁，只要在南开工作过相当的时期，他也会熔化在这个大熔炉里，这一切就是南开所以能克服一切困难的原动力，它有着一个坚强不动摇的组织和淳朴为公的校风。

　　先生为祖国教育事业奋斗的过程中，也曾遇到过一些险恶的事。在民国十五六年前后那一段时期，即公元一九二六年和二七年前后，革命浪潮澎湃，冲击着北方军阀的割据局面，东北奉系入关，占据着北京。张作霖自任为海陆军大元帅，为了纪念这一就职典礼，北京政府的一些人，合拍了一张照片，约有百十个人，大元帅居中，全都是仿照着三代的服装，头戴冕旒，身穿衮袍，双手拱立，在当时的天津《北洋画报》，曾刊登过这一幅照片。这些人和革命当然是水火不相容的，他们在各处逮捕革命党人。

　　各学校是新思潮的发生园地，在当时南开学校的师生里，也颇多共产党人，这对当日的政权来说，是要严拿的，所以这些学府便成为这些统治者注意的对象。当时驻在天津的奉系直隶省督办是褚玉璞，他是一个土匪出身的军阀，经常在他的督办公署里杀人。有一次，他手下的一个人，是一个老头儿，给他献计道：“在天津市里，要数张伯苓对社会的影响力最大！他所办的南开学校里，专门出共产党！应该赶早把他除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