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的提出和实施为新常态下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开启了新篇章。探索其新路径、新模式、新机制是改革实践的重要内容，“双城联动”、“双城记”、同城化、协同发展等新概念的提出为理论创新提出了新的命题。
周立群
随着我国区域之间、区域内部发展的协同性增强，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区际关系由“竞争大于合作”向“优势互补、合作共赢”转变，新的增长极和发展机制正在形成。2015年4月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为京津双城联动发展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明了方向，开启了中国区域发展全新格局。
北京和天津是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的两大引擎，处理好京津关系对于京津冀协同发展至关重要。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京津关系一直是“竞争大于合作”，各自建立“自种自收”的经济体系。这是区域市场分割背景下“城市主义”的功能定位使然，缺乏开放的区域全局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自觉打破自家“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201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天津调研时提出，要谱写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京津“双城记”；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解决好北京发展问题，必须纳入京津冀和环渤海经济区的战略空间加以考量。这种大思维、大格局的发展观，有助于开启新常态下中国区域发展的全新格局。
京津发展的内在要求
作为全国的科技创新中心，北京自身创新能力的带动辐射、科技产业高端化以及现代服务业高级化需要依托于周边区域。一方面，北京新定位使之对区域的依赖性增强，其拥堵和环境优化需要更大的空间来化解；另一方面，城市发展正在由被动的控制城市规模转向主动的疏解和削减过度集中的城市功能，其诸多功能须由周边城市补充或承担。比如，北京的商务需要以世界级的港口为依托，高端化的科技需要先进制造业配套加工体系的支撑。又如，北京的金融功能侧重于管理和宏观调控，金融产品、资本市场不发达，这也需要天津滨海新区的金融运营创新来助力和补充。
天津作为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和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引领着周边区域的发展。然而，这一引擎在诸多方面已感乏力，需要更多地借助外部资源。为此，天津及滨海新区提出“借重首都资源加快天津发展”的战略思路，试图通过引入首都优质资源来提升产业水平、培育新增长点、创造新优势。
做好五个“对接”
北京和天津在功能定位方面是分工和互补关系，京津双城是区域协同发展的主引擎。“对接”的实质是“一核、双城”共同体的强强对接、优势互补，也是先进产业链条、现代服务网络和开放市场网络的共建。北京现代服务业结构拥有区域内各城市无法比拟的四大优势：科技、金融、商贸、空港。而天津现代产业体系也有区域内领先或强势的优势：先进制造、金融运营、航运。京津产业关系更多地体现为上下游、前台与后台以及相互支撑的关系。
京津双城应做好五个“对接”：科技创新与先进制造研发对接、金融管理与金融运营服务对接、商贸总部集中地与航运集聚地对接、空港（首都新机场）与海港对接、政治文化中心与改革开放先行区对接。
让市场配置起决定性作用
《纲要》是顶层设计，是区域协调发展的方向、目标和长远发展的蓝图。《纲要》关于北京“四个中心”、天津“一基地三区”的新功能定位既突破了“一亩三分地”旧思维的全局性界定，又高屋建瓴地勾画出走内涵集约发展新路子、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模式、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愿景。然而，战略目标的实现需要市场机制和市场主体发力。市场配置将对京津冀的产业布局、协同效率、协同效果及顶层设计的实现起决定性作用。
《纲要》的落实和实施意味着资源要素在更大范围的流动和再配置。当前京津冀的市场主体异常活跃，北京功能疏解和津冀各类承接平台的规划和设计出台后，工程建设商和房地产商忙于探寻区域城市布局和新型城镇化中的新工业园区、生活园区和生态项目的集聚地和切入点；京津各大投资机构和基金公司在寻找产业转移和功能疏解新布局中的资金新投向，规划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生态补偿、产业转移等基金的筹集与运作；电信和网络公司把区域一体化视为链接城市群和开拓信息消费市场空间的良机，积极酝酿跨区交易、结算以及互联互通的新方式；跨省市的产业联盟、商（协）会活动也日益频繁。
“协同”、“联动”的关键在于企业。企业要生存发展、要做大做强，需要寻求新商机、新资源、新市场和红利空间。来自市场主体的自发行动是协同发展和联动发展的动力源，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正是市场主体的行动，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注入了活力和生机。
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的提出和实施为新常态下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开启了新篇章。探索其新路径、新模式、新机制是改革实践的重要内容，“双城联动”、“双城记”、同城化、协同发展等新概念的提出为理论创新提出了新的命题。科学地总结和探索其发展机制和路径，并作出理论的探索，将为长江经济带等区域经济协同与一体化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作者系南开大学滨海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