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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新报:大学考试不应怕“差评”
来源: 每日新报 2016年7月17日7版发稿时间:2016-07-18 08:11

  “听说我的试题吓到了你们?这份试题出得有些偷懒,阅卷的时候,我意识到,出来混,总是要还的……”近日,南京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傅元峰写给班上同学的一封信流传开来。据报道,傅元峰在他讲授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期末考试中,开放式命题,甚至要求学生根据课程学习,自己命制两个主观论述题并给出答案。由于“不按套路出牌”,不少同学大呼“太难”。于是,傅老师给班上的同学写了一封公开信做解释。

  考试既要适应新时期人才培养的需要,又要符合教育的基本规律,大学作为高等学府,考试在教育实践中又尤为重要,在高考被十分看重的如今,入学之后的考试却很少被人们关注。这两天,已经有不少考生陆续接到了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高考不易,进入大学之后遇到的考试又会是怎样的呢?难与易反映了何种问题?过往的年代,学子们经历过大学哪些考题?

  “考试严”梅贻琦被称为“梅特涅”

  学生不好好学习应“心中有愧”

  南开大学的教学质量高是众所周知的,在人们的传统意识中,大家对历史上的南开大学也有着很高的评价,认为其一直氛围宽松、思想开放、学术自由,而这些“宽松”“自由”却不适用于考试,“老南开”对考试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

  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主任、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张健以南开大学为例,介绍了一段西南联大期间关于考试的回忆,以此为缩影,可见当时的知名大学在考试这件事上大概都不会太“容易”。

  据南开大学的老校友回忆,南开一直以来对学习成绩都有很严格的要求。在西南联大期间就有规定,如果入学的学生在一个学年之内,有“三分之一学分不及格”,就会受到“勒令退学”的处分。消息一出,就有很多学生对这项政策提出不满。因为是由近代著名教育家梅贻琦校长主持校务,一些学生为了表示抗议,在教室的外墙写下标语:“打倒梅特涅!”梅特涅是奥地利历史上被认为专制独裁的首相,由于都“姓梅”,学生以此来讽刺校长梅贻琦。

  在学生全体会上,梅贻琦非但没有道歉,更发表演说,重申纪律。他表示,学校在抗战时期办学不容易,学生不好好学习应该“于心有愧”,你们说我是我就是,但是考试的要求不会降低。梅校长的严厉作风让校友们记忆犹新。

  在联大期间,历史系著名的吴晗教授也是以严厉出名的。如今看来,大学文科科目不及格比较少见,59分的成绩也更不常见,毕竟,不少老师都为学生“撩一分”,将59改成60。不过,吴晗在当时判成绩就一丝不苟,一分必较。在他的课上,不仅有59分的考生,最低的分数仅仅给了12分。严格程度可想而知。

  教育始终与社会实践相结合

  南开大学强调“讲一练二考三”

  上个世纪30年代,南开大学的国文课考试题目只有四道题,其中包括以“大学生读书应持的态度?”为题的400字论述,以及“为某慈善机构写一则启事(为当年的一场自然灾害的募款)”,还有一道是“王夫之论南宋战与和”,以映射当时的国内局势。英文考试题目中,关于作文的内容也是有关当时战争情况的。这种考试不仅考查学生的知识技能,更是能够紧密联系热点,联系时局。

  1958年8月13日,毛主席来到南开大学,提出高等教育办好需要三大“结合”,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教学和社会实践相结合,这点至今仍旧在南开的教学中延续,考试出题也是如此。

  2011年,《南开大学素质教育实施纲要(2011—2015)》公布,其中就提出了诸如“育人为本、德育为先、课堂教学、校园文化、社会实践”等重要思路,具体到考试,强调“讲一练二考三”。张健解释说,当今一些大学生希望考试的“范围”越小越好,而真正能够与教育本质相结合的,则应该使考试范围“越来越大”。“讲一”就是要精讲难点、重点;“练二”则要增加实践,解决疑问,理工科也要重视动手实践;“考三”则不限于让学生能够分析思考,运用理论方法解决新的问题。

  教师道歉不是第一次

  “扩招”曾引起争论

  实际上,大学教师为考试难而“道歉”的事情也并非第一次发生并且引起关注,早在2005年,因为超过一半的学生考试不及格,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师一位老师写了一封道歉信,真诚检讨了自己教学的失误,同时也指出了学生学习上存在的问题。这在当时就引起过反思和讨论。当时,杨支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出自己的忧虑,“很多学生应考思维功力”,“由于课程紧,学生的课外时间本来有限,有限的时间学生们又用来准备英语、计算机、国家司法考试、注册会计师考试等各种考试,他们喜欢各种试题汇编。我要求他们参阅专著,但他们并不参阅。”“还有一个突出问题是学习主动性差。”11年后,这样的问题依旧存在。

  而在当时,很多议论的声音都跟“扩招”联系到一起,新世纪以来,高等教育大众化成为趋势,“扩招”也让很多学生存在基础薄弱的问题。不少专家认为,一部分考试在当时有“简单化”的需求,而如今这样的需求也在变化。“60分”万岁早已不是学生争取的目标,很多学生需要更高的成绩。

  大学里的成绩越来越“毛”

  给分这件事老师说了不算?

  张健介绍,大学里面的成绩越来越“毛”,跟社会互动有着直接的关系。如今,越来越多的学生希望能得到高分,考研、出国都要求一定的“学分成绩”,之前是85分,如今已经提高到了90分,而且必修课权重比选修课的大。即使学生不考虑进一步进修,但用人单位也会参考学生的在校成绩,所以学生对分值的期望很高,老师们也都愿意为了孩子们的未来给出高分。这种社会环境也让大学在客观给分的时候很难“独善其身”,毕竟给“高分”是大环境。

  每一年的考试之前,张健都会为学生放一段PPT,里面援引一段媒体关于学生“要分”的报道, “有的声称自己把精力放在专业科目上,希望在公共课方面给予照顾;有的承认自己平时不重视,但强调家庭条件困难,特别需要奖学金;有的以自己是理科生、答题不得要领为由,希望网开一面;有的要求达到入党、保研的分数标准;有的觉得分数低‘很难看’,补考既辛苦又费时;有的声称自己的许多科目考试都不及格,感到人生希望很渺茫,希望予以同情,减轻负担;有的断言此科不及格会影响自己拿学位;有的觉得该科成绩并不严重影响自己入党、申请奖学金乃至出国深造的‘个人计划’,但仍然希望及格或者分数更高……”

  张健在自己的课上提出,要分必须在以上理由之外,以此拒绝学生的“特殊申请”。他介绍说,之前几年甚至有家长给老师打电话帮学生要分的情况,这两年随着社会风气的越发良好,这样的现象已经好转很多。

  “怕差评”也要坚持“难”与“严”

  分数应对学生、社会、知识负责

  不过,除了老师为了学生的升学、就业考虑,一些学校的“评教”工作也对老师给分有所影响。“评教”本是学生对老师的教学态度、教学质量进行评价、监督的好举措,但是也让很多老师在给分的时候为难,担心“太严”会获得学生的“差评”。为此,南开大学的妙招是,如果想查询自己的某一科成绩,要先给自己的老师做出“评价”。

  在张健看来,分数的公平象征着对学生负责,也是对社会、对知识的负责,从严是必要的。

  张健认为,考试中的“难”也有不同的情况,如果考题“偏难怪”,自然会让学生感到为难。但如果考试着重考查课程的核心知识,仅是形式上比较灵活创新就无可厚非,对于大学考试来说,核心知识是否掌握是考查要点。

  大学考试更侧重考查能力,而不仅仅是需要“死记硬背”的知识。张健以政治为例解释,“考试往往材料题比较多见,需要学生从材料中提炼观点。联系实际的题目往往比较重要,对知识结构的把握,掌握知识、运用知识,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都应当是考查的趋势。”这与大学阶段着重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的教育理念是一脉相承的。

  本版撰文 新报记者 回振岩

编辑:赖鸿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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