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宪堂
经过多年的绸缪运作，“中华孔圣会”于2015年11月1日宣告成立。“后新儒家”们(区别于熊十力、牟宗三那一代新儒家)弹冠相庆，一派咸与维新的热闹光景，似乎中华民族就此贞下起元，人类文明从今转日回天。
“中华孔圣会”(下文简称“孔圣会”)，这名字够响亮：冠以“中华”，自然就代表了全国各族人民(只是我们要问：谁授权的？)；“圣”则意味着不可质疑的“宇宙性权威”。志在“弘道”的大大小小的“儒者”因此成了神一样的存在——至少他们自己有这样的感觉：天柱将倾，有待他们扶持；人心已堕，端赖他们挽回。
这实在令旁观者油然而生一种不知今夕何夕的穿越感：不禁使人联想到康有为的“孔教会”，拖着马尾辫的遗老如何补残缀陋；或是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满脸菜色的饥民如何“行礼如仪”。只是与当前的“孔圣会”相比，“孔教会”拥有更广泛的社会基础，“新生活运动”具有更切实的现实可操作性——它们都曾热闹一时，最终却被事实证明不过是历史前进大潮中片刻的回风逆流。
孔圣会并不隐讳自己的立场和诉求，他们就是要把孔子供上宗教崇拜的神坛，把儒学变成一种“信仰”。他们声称“孔圣堂”就是宣扬孔教的“道场”，“准备向有关方面申请，让儒教成为合法的宗教”。(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对看似稀奇荒唐的上古神话故事，他都采取理性过滤的方式，改造为圣王贤者敷教垂范的道德传奇。即便对高高在上的绝对者——“天”，他采取的也只是一种对话甚至质疑的姿态。孔子多次提到天命，但对他来说，那并不是一种确然无疑的恩典，而是对自己崇高使命的领会与确认——天命总是出现在他走出一己之私的局限而面对人类整体和伟大传统的庄严时刻。《论语·宪问》有“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说明孔子感到在他的生命体验和天意之间，存在一种深邃的默契，但天命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降临，是他所不能把握的，只能通过时刻敬畏、戒惧的自我反思、自我校准去接近它、领会它，因此他才在寻证上天之眷顾的同时坚持了“修身以俟之”的立场和姿态——孔子之教，始于正心诚意，证于“下学上达”，而终归于“君子自立其命”。总之，尽管孔子主张神道设教，但他眼里从来没有必须放弃自我、全身心投注的偶像，而正是因为没有偶像的拖累，儒家君子才可以在道德自立的根基上直接面对天下，拥有了一种面向族类全体的视野和情怀。儒家的力量难道不正体现在这种自做主宰的精神自由中？——尽管那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虚幻的主观意志的张扬。
孔子也不会同意把自己树作偶像。他否认自己是生而知之者，强调自己“敏而好古”、“述而不作”，是对自己历史使命的一种清醒而自觉的承担：他把自己定位为文武周公所开创的伟大文教传统的阐释者和弘扬者，而不是为万世立法的生知之圣。我们说孔子是一个“圣者”，是因为他揭示了人类整体性存在的崇高内涵，并以其亲身践行表率了成就一个完美人格(当然是有时代和阶级内容的)的途径和方式，而不是作为一个巨大的象征映衬出我们存在的卑微与渺小，从而使我们通过膜拜或忏悔实现心灵的净化、精神的升华——孔子是一个立足于大地的“行道”者，他就行走在我们面前。对孔子来说，“道”不是高高在上的绝对的法则或律令，而是人之为人的根本途径，呈现在道德君子“居仁由义”的当下践行中；“德”也并非像康德的“道德律令”一样内在自足，必须见之于“行”，在现实的人际关系和文化传统中获得充实与确认。孔子强调为学由己，求仁仁至，根基是内在的，选择是自由的，成人成圣的路是一步步艰难走出来的。儒家人生，是通过“学”和“习”不断自我校准、自我修饬的过程。孔子称自己“十有五而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倘若只有信仰而没有思考和批判的能力，如何立基而不惑，如何定命而不移，又如何“从心所欲不逾矩”？当儒学变成宗教，当独立自强的“君子”变成守护琐碎仪式的祭司，当原本富有激情和梦想的学子变成盲目服从的信徒，孔子的招牌下还剩下什么，除了摆在眼前的冷猪头？倘若老夫子哪一天被当今那些打着他的旗号的拜神弄鬼者惊醒，一定会苦恼地皱起眉头大喊：“此非吾道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宗教有其积极的一面。只是健康而有生命力的宗教信仰都是从社会现实生活的深处生发出来的，而不是由少数人制造出来施加于大众的。中国的老百姓不缺信仰，尽管他们的信仰在以文化谋生的精英们看来过于低级趣味，不过他们知道自己真正需要什么——他们不需要“儒学下乡”送福利，他们很理性也很朴实，如果有人真地关心他们的利益和诉求，他们会无条件地献出自己的爱戴与感激。因此，倘若“后新儒家”的君子们真的像自己宣称的那样，忧天下之忧，心系老百姓的沉沦煎熬之苦，就应当扎根到农村去，帮助他们解决衣食住行的具体问题，帮助他们想出切实可行的办法弥补、调顺由于现代观念冲击而损坏的亲情关系和乡里秩序，使他们摆脱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贫困，过上合乎人道尊严和儒家理想的美好生活——只有那样，儒家的教义才会在社会大众的心里生根发芽。只是，倘若没有了高高在上的施教者的利益和光环，还有多少人愿意去“弘扬圣教”？
遗憾的是，孔圣会只关心“文化”，而不关心老百姓的利益诉求和真实感受。谈起“中华孔圣会”成立后的工作计划，总干事周北辰表示“将在全国各地甚至海外，面向社会巡回演讲宣道”。弘扬文化需要花钱，解决的办法除了社会捐赠、政府支持，还有“利用自己的产业平台创收”等。看来孔圣会将要发展成一个既有信仰，又有权力，还有金钱的儒家梵蒂冈。想想不久的将来，无数道貌庄严的弘教达人，无知无畏地奔赴五洲四海，把中华圣教之光传播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使西方丛林中那些衣冠禽兽洗心革面，对伟大的儒家文明膜拜顶礼，令人何其心旷神怡！然而，孔子主张以身作则，敬而且畏；《礼记》强调“礼闻来学，不闻往教”，如此大张旗鼓教改他人，究竟是哪门子的师承家法？
孔圣会以中华文明的守护者自居，把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当作拜物教对象。那么我们要问：什么是传统？儒家传统真的像他们认为的那样，能够为当今人类文明困境提供普适性的解决之道，从而必须像宗教圣物一样加以珍护吗？传统是实践的条件和结果而不是实践的内容本身，任何民族的传统都是其历史实践的产物，都不可能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毫无疑问，儒家传统中内涵着我们民族崇高价值的种子，但这些文化的精华只有进入世界之中，接受时代精神的灌注，才能获得生机从而实现其价值，否则就只能是一些空洞的信条和有待填充的概念而已。
众所周知，“后新儒家”原本希冀与政商合作，搭文化台，唱经济戏，作庙堂想。看来因多年苦等而未得，如今干脆搭自己的台、演自己的戏了。只是很遗憾，搭的虽是神台，演的却是马戏：深衣宽带，幢幢往来；长躬疾趋，翼翼如也。即非沐猴而冠，也是游戏傀儡，时或庄乎其严，亦不出孔子所斥“玉帛乎云哉”的套路。所谓文化，所谓传统，不过是造作场面的锣鼓旗号而已。
纠缠于过去会丧失对现实的敏感，如果远离了时代的主题，大张旗鼓地去“弘扬”传统，不仅会导致对现实真问题的消解和遮蔽，而且会导致社会性的虚伪。传统不在别处，就在我们当下的实践中，需要拯救的不是传统，而是我们自己，是我们作为历史创造者的权利主体的热忱和良知！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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