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泽华
当政者面对人性好利与社会的转型
由人性好利而得出的政治原则，就是一切政令政策要建立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之上。只有物质利益才能调动臣民，并为君所用。《管子·形势解》说：“人主之所以令则行，禁则止者，必令于民之所好，而禁于民之所恶也”；“法立而民乐之，令出而民衔之。法令之合于民心，如符节之相得也，则主尊显。故曰：衔令者，君之尊也。人主出言，顺于理，合于民情，则民受其辞。”《管子·明法解》说：“明主之道，立民所欲，以求其功……立民所恶，以禁其邪。”《管子·君臣上》说：“明君顺人心，安情性，而发于众心之所聚。”《管子·禁藏》说：“居民于其所乐，事之于其所利，赏之于其所善，罚之于其所恶，信之于其所余财，功之于其所无诛。”细细考察，法家并不是简单地排斥道德，只是好利与道德不在一个层面。道德必须建立在物质利益基础上，“衣食足知荣辱”。有时法家也承认人有不同的品性，《韩非子·显学》说：“夫智，性也。”《韩非子·饰邪》：“乱弱者亡，人之性也。”《商君书·画策》说：“圣人有必信之性。”《商君书·错法》说：“夫圣人之存体性，不可以易人。”
总的来说，法家认为当权者的责任不是要改造人的本性，而是应该适应人的好利本性，高明君主的妙术之一是搞好利的排列组合，用权力开通所需要的利途，堵住不需要的利途，从而使人们追逐利益的活动汇成一股合力，以利于君主或为君主所用。法家用利的观点考察人们的一切活动，所说的“以人为本”就是以利治民，也正是这个利字推动了整个社会的运转。反之，如果有人不好利，或不以利为生活之目的，法家认为这些人就无法被利用。
法家抓住人性好利这一普遍事实，也就抓住了时代的牛鼻子。法家以此为据策划变法、创建新法和制定政策，他们的目的是强化君权、赢得战争，但在客观上却促进了社会的转型，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点：
为了把农民推向耕战的轨道，抓住农民渴望田宅的大势，通过国家授田制，从而使小农经济普遍化，并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以便征收赋税、兵役。小农的普遍化，再加上铁器的推广，大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由于普遍实行军功爵制和推广郡县制，打破了原来的世卿世禄制，官僚制逐渐成为行政主体，并形成军功官僚地主制；由于奖励军功和谋略，争战与社会改革互相促进，最后出现了秦的大统一的政治格局；由于利途是由君主策划和制定的，君主无疑得到的利最大，王权主义变得更加强势。
这几点是荦荦大者，社会转型还表现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这里不能一一叙述。
迷恋儒家原汁原味的道德只能是抱残守缺
法家人性好利的观念对今天也有重要的启示(他们那一套利导、利诱、利用则另当别论)。我们应该勇于面对现实的利益是人们最为关注的这一客观事实。我们总是说“有利于”什么什么，难道不是首先讲物质利益吗？凡事衡量利弊，不是凸显利吗？大的利益问题是整个民族如何实现“小康”，小康之后还有“大同”。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过程，慢不得，也急不得。如何实现“小康”？首要的是发展，没有发展就无法实现利民、改善民生；如何实现发展，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只能靠市场化的经济来推动。市场化的内在动力主要来自人们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我们不应回避这个基本的事实。
但人们的利益是很不相同的，利益的不同引起了各式各样的问题和诸多矛盾。如何解决矛盾和问题，以我之见，主要是通过博弈和契约来取得利益的协调和相对平衡。博弈的本意是下棋，其基本含义就是在一定条件下，一个人或一个团体，都要遵守一定的规则，与对方进行攻防，从中各自取得相应结果或收益，当然也包括承担失利。简单说就是有规则的竞争、协商、“讨价还价”，有时也会有激烈的争斗。契约的起源很早，各种盟誓就是，西周许多金文就是契约，《周礼》中所说的“书契”、“质剂”、“盟诅”、“约剂”、“剂信”、“两剂”、“丹图”以及“约”、“质”、“剂”等，都属于契约。诚如慎到说的“书契所以立公信也”。契约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现代社会，大而言之，国家行政的法规本质上应是与人民的契约。商业和人际交往的契约不胜其数，小到个人的遗嘱等。契约的重心是明确利益界限。
有些道德家鄙视利益、博弈、契约，认为是等而下之的玩意儿。这类的认识看似很高尚，其实是很狭隘的。以人民为基础的博弈和契约的普遍化是道德提升的强大动力。道德属于历史范畴，随历史的变化不断更新，有些词汇可能是传统的，但其内涵是不断更新的，没有固定不变的道德。古代儒家倡导的道德与当时社会体制是配套的，如果把古代儒家任何一项道德“原汁原味”摆出来，我敢断言，都不能适用于现代社会。一些人迷恋于儒家的“原汁原味”的道德，只能是抱残守缺而已。
这里说一个具体事例，许多人把假冒伪劣归咎于人们的好利，是道德的堕落引起的，其实在儒家道德官方化时代，假冒伪劣少吗？独尊儒术之后官僚的主体是儒者，翻开历史，有几个是清官？《红楼梦》中荣国府是诗书之家，可焦大却说除大门外两个石狮之外没有一个是干净的。的确，为追逐利益固然会产生假冒伪劣等等，但利益的博弈和契约的发展也可以增加诚信度。市场发展中出现的许多问题，行政处罚、提高道德自觉固然很重要，但主要是由发展市场来纠正。商业发展需要的诚信远比玄说道德更有力。市场绝对不排斥诚信，有规则的竞争反而能有效提高诚信，品牌效应就是明证；契约的普遍化和相应的法律保护更能促进诚信的实现。
总之，我不大认同玄言儒家的道德，传统的道德固然有许多可以借鉴的因素，“问题”意义值得珍重，但时代决定了应该让道德与时代相适应，要依据社会的新发展来创立新道德。不同于儒家道德的核心是亲亲和尊尊，现代应以人民为基础、围绕博弈和契约为主线来创建一系列的新道德。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编辑：聂际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