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周作人兄弟失和，是个常谈常新的题目。由于当事双方都没有留下详细的文字记录，使这件事情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但是，随着周作人日记、书信以及相关史料的发现，这一事件本身也变得越来越清晰。
　　最早披露鲁迅周作人兄弟失和信息的，是鲁迅1923年7月14日的日记：“是夜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这一信息表明，鲁迅和当家的羽太信子之间发生了某种冲突。

　　最初的感激与恭敬

　　羽太信子于1888年生于日本东京的一个贫民家庭，1908年冬，在日本留学的鲁迅、许寿裳、周作人合租了一处民宅，房东雇用了一名侍女为他们做饭，这名侍女就是羽太信子。不久，她和周作人恋爱，1909年二人结婚。

　　为了支持他们二人组建家庭，也为了使周作人继续在日本的学业，鲁迅不得不中止了在日本的留学、取消了赴德国深造的计划，提前回到国内教书。1912年，在许寿裳的举荐下，鲁迅到教育部任职，除了每月给绍兴一家寄生活费外，还要给羽太信子的娘家寄钱。

　　很长一段时间，羽太信子对鲁迅心存感激，也非常恭敬。根据现存的鲁迅日记，她给鲁迅写过52封信，鲁迅复信40余封。鲁迅在复信时，非常注意大伯子和弟媳妇的伦理关系：首先，不是有信必复，往往是羽太信子连续来信三四封，鲁迅才写一封回信；其次，鲁迅给羽太信子复信，不是附在给周作人的信中，就是附在致周建人的信中。鲁迅之精细、谨慎，于此可见一斑。

　　既然鲁迅如此精细、谨慎，羽太信子对鲁迅也心存感激，态度恭敬，为什么突然会发生矛盾呢？

　　冲突之不可避免

　　其实，鲁迅和羽太信子之间的矛盾并不是偶然出现的，而是有一个积累的过程。

　　在绍兴的时候，周氏家庭的当家者是鲁迅的母亲鲁老太太。自1919年迁居北京八道湾之后，掌管家庭财政的大权就落到了羽太信子身上。本来，八道湾的日子是很好过的。周家在首善之区的北京应该属于中上等水平。如果能够合理安排，家庭生活水平完全可以维持在一个很理想的状态。但是，事与愿违。随着周氏兄弟声望的提高，收入的增加，家庭经济状况的改善，羽太信子开始变得铺张、奢侈，开支没有计划，挥霍无度。对此，曾经在八道湾和大家一起生活过的周建人有过这样的描述：“日本妇女素有温顺节俭的美称，却不料周作人碰到的却是个例外。她并非出身富家，可是气派极阔，架子很大，挥金如土。”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二人每月600元左右的进账，依然不能维持日常的开支。这一入不敷出的矛盾随着军阀混战、社会动荡日益凸显出来。北洋政府由于国库空虚，很难保证政府官员的工资，其中教育部欠薪五个月之久。鲁迅在1919年12月31日的日记中写道：“下午收六月份奉泉三成九十元。”不仅不能如数拿到薪水，好不容易等到年底，才只拿到90元，而且还是半年以前的。

　　这种捉襟见肘的困境也波及鲁迅这个大家庭，如果遇到家人生病，鲁迅就只好外出借债、卖书甚至靠贷款维持。在鲁迅1921年、1923年的日记中，留下了大量还债、借债的记录。

　　鲁迅经历了由“小康之家坠入困顿”的痛苦，深知经济的重要，谋生的不易。鲁迅一生勤苦、节俭，与他年轻时期的经历有着直接关系。因此，他对于羽太信子穷人乍富的暴发户心态和种种做法，自然不能接受。对于羽太信子的铺张浪费，鲁迅曾对郁达夫说：“我对启明，总老规劝他的，教他用钱应该节省一点，我们不得不想想将来，但他对于经济，总是进一个花一个的，尤其是他那位夫人。”鲁迅还对许广平说：“在八道湾住的时候，我的工资收入，全行交给二太太，连周作人的，不下六百元，而每月还总是不够用，要四处向朋友借，有时借到手连忙回家。又看到汽车从家里开出，我就想：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抵得过用汽车带走呢？”“她们一有钱又往日本商店去买东西去了，不管是否急需，都买它一大批，食的、用的、玩的，从腌萝卜到玩具，所以很快就花光了。又诉说没有钱用了，又得借债度日。”可以想象，一个有着身份地位的男人，为了生活，不得不四处举债、求人，而别人又不领情，并不知道节俭，而是依然如故地铺张挥霍，其内心该是何等痛苦和愤懑，抱怨几句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而对方找出种种理由狡辩甚至针锋相对地言语冲撞，也不是没有可能。因此，鲁迅和羽太信子之间的冲突就不可避免了。

　　周作人绝交信的起因

　　其实，早在两人发生冲突之前，羽太信子就已对鲁迅表示出不满了。

　　首先，是不让自己的孩子到鲁迅那里去玩。鲁迅和朱安属于旧式婚姻，虽有夫妻名分，却没有感情，因此他们没有生儿育女。但鲁迅是喜欢孩子的。鲁迅之所以选择交通出入并不便利的八道湾作为一家人的居所，其中一个重要的考虑就是院子里有比较大的空地，还有一个水池，便于儿童嬉戏。但是，鲁迅喜欢孩子的权利被羽太信子剥夺了。鲁迅亲口对周建人说过这样的话：他偶然听到（羽太信子）对于孩子有这样的呵责：“你们不要到大爹的房里去，让他冷清煞！”其次，是不让孩子接受鲁迅的馈赠。增田涉在《鲁迅印象记》中谈道：“他（鲁迅）在北京和周作人同住的时候，他常买糖果给周作人的小孩，周作人夫人不让他们接受而抛弃掉。他用充满感慨的话说：好像穷人买来的东西也是脏的。”

　　对于鲁迅而言，也早已产生了不想再和周作人一家共同生活的念头。根据鲁迅1922年的日记片断，10月19日就写着：“晚往西单牌楼左近觅寓所。”这也可以证明，鲁迅和羽太信子的矛盾早就出现了苗头，只是在1923年7月14日达到了比较严重的程度，这才导致了鲁迅“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

　　然而，对于鲁迅来说，也许他感觉当时的冲突并没那么严重，大家分开几天，气消了，心情平静了，重新坐到一起吃饭，也是可能的。谁家的日子不是这样过来的呢？但是，万万没想到，事情竟严重起来了，而且发展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

　　7月19日上午，周作人忽然走到前院亲手交给鲁迅一封信，上面写着：“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看到这封信，鲁迅莫名其妙，马上让人去找周作人来问，但被周作人拒绝了。

　　周作人信的末尾那句话说得很重：“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愿你安心，自重”。尽管没有具体的内容，但可以推断，周作人昨天（17日）所知道的内容是鲁迅的不“安心”，不“自重”，而且和后边院子里的人有关。这就自然使人联想到鲁迅和羽太信子之间存在某种隐秘的关系。许多学者也认为，周作人暗示鲁迅对羽太信子有“失敬”“非礼”甚至“调戏”行为。

　　羽太信子的癔病

　　1962年4月6日，周作人在羽太信子被送往北大医院抢救的当晚，在日记中写道：“灯下独坐，送往医院的人们尚未回来，不无寂寞之感。五十余年的情感尚未为恶詈所消失，念之不觉可怜可叹，时正八时也，书此志感。”

　　这里所说的“恶詈”恰恰是羽太信子癔症发作时（俗称歇斯底里），大哭大闹，言语错乱。周作人深受其苦、饱经折磨。这种病，伴随了羽太信子的大半生，周作人也跟着痛苦、无奈了大半生。

　　周作人晚年的日记中，有多次羽太信子发病的记录。1960年11月15日：“上午大不快，似狂易发，请江太太来劝，殆无效……晚又大不快，八时始得了事大吉。”1961年3月30日：“晚又不快，近日几乎无一日安静愉快过日者，如遭遇恶魔然。”4月3日：“又复不快，每日如是，如噩梦昏呓，不堪入耳。”

　　羽太信子的这种癔病，还可以上溯到鲁迅周作人兄弟失和的前夕。1923年7月16日，周作人在日记中写道：“夜凉，池上来诊，迟睡。”17日日记：“上午池上来诊。”池上是常来八道湾为羽太信子看病的日本医生。值得注意的是，羽太信子发病之前和鲁迅“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相连，发病之后和周作人写给鲁迅的绝交信相连。这绝非巧合或偶然。由于和鲁迅的冲突，导致了她的旧病复发，而发病之后的所作所为又成为周作人给鲁迅写绝交信的导火索。周作人的信是18日写的，其中提到“我昨天才知道”，而昨天（17日）正是羽太信子发病的日子。这就可以推断，周作人所知道的，正是羽太信子癔病发作时所讲的鲁迅不“安心”，不“自重”的话。这是羽太信子给予鲁迅的最为恶毒、最为阴险且最为隐蔽的一击。这对羽太信子来说，可谓一箭双雕，既可表明自己的贞洁，又可达到驱逐鲁迅以便为所欲为的目的。这一招果然厉害，周作人怒不可遏，立即出击，彻底与鲁迅反目、决裂。

　　鲁迅为什么“忍下来”

　　周作人的绝交信尽管写得极其隐晦，但也最为清楚不过，是在指责鲁迅做了有损于人格和道德的事情。如果说这封信中所指没有根据，完全是捕风捉影的不实之词，那么，鲁迅应该立刻做出反应予以回击才是；结果却恰恰相反，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他没有做出任何激烈的反应，而是默默地忍受了。”那么，以鲁迅疾恶如仇的性格，不仅没有反击，“却破天荒地忍下来”。有人即认为，鲁迅之所以没有回应和反击，默默地忍受下来，是因为鲁迅心中有“鬼”，心中有“愧”，无法解释也解释不清楚。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周作人的绝交信所暗示的内容就是板上钉钉的事实，让鲁迅陷入无言以对的境地。

　　会是这样的吗？回答是不可能。

　　从常理上说，如果男女之间产生私情，一定是两情相悦或是一方认为对方对自己存有好感，因此才会有“出格”的事发生。羽太信子对鲁迅早就怀有敌意，鲁迅对羽太信子的所作所为也多有不满。按常理分析，两人之间不仅不会产生私情，而且鲁迅也不会去调戏一个对自己怀有敌意而且自己也不喜欢的人。对此，鲁迅是坦然的。如果他心中有鬼，心中有愧，他还会去向对方“邀欲问之”吗？

　　还有人可能会问，既然鲁迅问心无愧，那为什么要吃这种“哑巴亏”呢？这不符合鲁迅的性格呀。对于论敌，对于官僚，对于伪君子，鲁迅的确毫不留情，而且“一个也不宽恕！”但是，对于自己的亲人、朋友、学生，鲁迅却是超乎寻常的忍耐。面对自己一母同胞的弟弟和来自日本的弟媳，鲁迅能怎样呢？别忘了，他们的母亲就住在同一个院子里，鲁迅父亲英年早逝，母亲所希望的，是兄弟怡怡，其乐融融的生活。假如鲁迅针锋相对，将事情闹大，不仅让外人看笑话，而且更让母亲伤心。

　　有人或许还会问，就算是鲁迅出于多种考虑而没有回应，但是，对于周作人夫妇更加过火的行为，鲁迅依然忍耐，就有些不好解释了。鲁迅在1924年6月11日回八道湾取自己的图书和器物时，遭到了周作人夫妇的骂詈殴打，鲁迅既没有还手，也没有进行过多的反驳，而是心平气和地对周作人说：“你们说我有许多不是，在日本的时候，我因为你们每月只靠留学的一些费用不够开支，便回国做事来帮助你们及以后的生活，这总算不错了吧？”对此，有人说：“这哪像是出自鲁迅之口，哪像是来自在激愤之下的语言？”鲁迅莫名其妙软弱无力地说出这种话，是不是从另一方面说明鲁迅对于周作人和羽太信子的确有亏欠之处呢？

　　其实，这正是鲁迅的高明和大度之处。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家丑不可外扬”。毕竟，他和周作人在北京文坛上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如果把事情进一步闹大，岂不是让外人看笑话。是鲁迅的再次忍让，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扩大。这也正如鲁迅1936年5月2日致徐懋庸信中所说：“至于‘是非’，‘谣言’，‘一般的传说’，我不想来推究或解释，‘文祸’已够麻烦，‘语祸’或‘谣祸’更是防不胜防，而且也洗不胜洗，即使到了‘对嘴’，还是弄不清楚的。”

　　“宴之敖者”和两篇《伤逝》

　　1924年9月21日，鲁迅将自己十余年间收集的古砖拓本进行了编排整理，结集为《俟堂专文杂集》。鲁迅在题记中说：“迁徙之后，忽遭寇劫，孑身逭遁，止携大同十一年者一枚出，馀悉委盗窟中。日月除矣，意兴亦尽，纂述之事，渺焉何期？聊集燹馀，以为永念哉！”文后署名为“宴之敖者”。“宴之敖者”是什么意思呢？曾经跟随章太炎学习《说文解字》，精通文字学的鲁迅是这样对许广平解释的：“宴从宀（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这个家里的日本女人就是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

　　鲁迅对于“宴之敖者”这个笔名极为看重。1926年10月，他写了一篇历史题材的小说《铸剑》，其中那位行侠仗义、为眉间尺报仇雪恨、慷慨赴死的英雄——黑衣人，其名字就是“宴之敖者”，可见鲁迅对于被羽太信子逐出八道湾的心怀耿耿，难以释然。

　　随着时间的推移，周作人似乎也悟到了一些什么。1925年10月12日，在《京报》副刊上，周作人以丙丁为笔名，发表了一首译诗，题为《伤逝》。其中说：“我照了古旧的遗风，将这些悲哀的祭品，来陈列在你的墓上；兄弟，你收了这些东西吧，都沁透了我的眼泪，从此永隔幽明，兄弟，只嘱咐你一声珍重。”周作人在附记中注明：“据说这是诗人悼其兄弟之作，所以添写了这样一个题目。”这是周作人自己的良心发现，还是他已经意识到对鲁迅的误解而幡然悔悟——这应该是他向兄长发出的一个信号。

　　鲁迅看到了这首诗，也明白了周作人所表达的意思。于是，时隔九天之后，也就是1925年10月21日，鲁迅完成了一篇题目同样为《伤逝》的小说。小说通篇笼罩着伤感、压抑、悲凉的氛围，读来令人心酸，催人泪下。

　　表面看起来，《伤逝》是一篇爱情小说，但周作人却看懂了这篇小说的真正含义——这是鲁迅对他《伤逝》译诗的回应，也是鲁迅向他发出的一个信号。在《知堂回想录》中，周作人谈到了他对鲁迅这篇小说的感受：“《伤逝》不是普通恋爱小说，乃是假借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的，我这样说，或者世人都要以我为妄吧，但是我有我的感受，深信这是不大会错的……对于鲁迅写作这些小说的动机，却是能够懂得。我也痛惜这种断绝，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人总只有人的力量。”从鲁迅的《伤逝》男女主人公的悲剧中，周作人大概也意识到了由于经济的原因，导致了兄弟的分道扬镳。

　　“起孟真昏”

　　周作人是一个很复杂的人。他自幼好学，嗜书如命；他勤于读书，知识渊博；他长于写作，著述等身；他精通日文、英文、希腊文，译作颇丰。他做事极有耐性，一丝不苟。他在很多方面和鲁迅有共同之处，有些成就甚至在乃兄之上。但是，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他却表现得异常糊涂，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在他的一生中，他走错了最为关键的两步，一是与鲁迅分道扬镳，彻底决裂；二是在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附逆落水，沦为汉奸。

　　对于兄弟失和的原因，周作人起初以“雅不欲谈”搪塞过去。直到1964年6月，香港友联出版公司出版了赵聪的《五四文坛点滴》一书，其中有《鲁迅和周作人》一篇。文中写道：“许寿裳曾说过，他们兄弟不和，坏在周作人那位日本太太身上，据说她很讨厌她这位大伯哥，不愿同他一道住。”作者所引证的许寿裳的话，来自许寿裳的《亡友鲁迅印象记》一书，其中写道：“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底里性的。她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作人则心地糊涂，轻听妇人之言，不加体察。”

　　在香港的鲍耀明及时把自己收藏的这本《五四文坛点滴》寄给了周作人，周作人在10月17日致鲍耀明的信中说：“现已读了十之八九，大体可以说是公平翔实，甚是难得。关于我与鲁迅的问题，亦去事实不远。”10月30日的信中又说：“《五四文坛点滴》据我所知道的来说，大抵去事实不远，著者似尚年轻，唯下笔也还慎重，这是很难得的。”11月7日的信中又说：“鲁迅事件无从具体说明，唯参照《五四点滴》中所说，及前次去信约略已可明白乎。”可见，周作人是认同赵聪的结论的，如果事实与赵聪所写大相径庭，周作人是不会做出“公平翔实，甚是难得”和“去事实不远”的评价的。

　　鲁迅后来和周建人在一起聊天时，并没有讲过周作人的不好，只是对周作人有一个字的评价，那就是“昏”。有时一边摇头一边叹气，说：“起孟（周作人笔名）真昏！”1932年11月20日，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也说：“周启明（周作人笔名）颇昏，不知外事。”

　　本来并不复杂的家务事，却由于羽太信子的无中生有，尤其是在癔病发作神经不正常状态下的胡言乱语，周作人便偏听轻信，最终导致了兄弟失和的悲剧。起因固然在羽太信子，但后果却是周作人造成的，明明知道自己的妻子有歇斯底里的病症，却不加分析、不加核实地选择和兄长一刀两断，连手足之情都不珍惜，对于兄长的无私付出一笔抹煞，不是“昏”又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