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12日，195个国家在气候变化巴黎大会通过了《巴黎协定》，这是国际社会在气候问题上多年“博弈”后产生的全球气候变化新协议，是历史上第一个关于气候变化的全球性协定。法比尤斯说，它显然也是21世纪伊始签署的“最重要的国际协定”，中国在此次气候峰会的成功举办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且我相信，在与气候变化的斗争中，在争取更加环境友好的世界的过程中，中国仍将扮演重要角色。”

　　27日，法比尤斯成为南开大学历史上第10位名誉博士学位获得者。在南开发表的演讲中，他透露了气候变化巴黎大会不少幕后故事。

　　“经常会有人问我大会是如何取得成功的，在这一点上，中法关系是关键。”法比尤斯表示，“我这么说，并不是因为我站在中国人面前，而是因为这是事实，这一事实为大会的成功作出了贡献。”

　　法比尤斯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法国总统奥朗德在大会召开一个月前通过的《中法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是决定性的因素。巴黎大会上的关键问题都已经写入了这份声明，包括气温上升不超过2摄氏度的目标，“适应”全球变暖和“缓和”全球变暖被赋予同等程度的重要性，每5年一次的评估计划，对最贫困和最容易遭受不利影响的国家提供财政资助，所有这些关键问题都已涵盖在内。

　　法比尤斯至今记得2013年11月的华沙会议上，法国被推选为气候大会主办方时，代表们纷纷向他走来，说着同样的话：“法比尤斯先生，祝你好运！”

　　“当时，我没有完全意识到这句话的含义，但是几个月后，我开始懂得了。”他说，因为任务十分复杂，要让195个国家达成一致，每一方都有不同的情况和地位，形势非常复杂。不同国家和大陆应承担的全球碳排放份额不同，这种复杂的形势也是每年各方会谈没有取得显著成果的原因。

　　据法比尤斯介绍，与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不同，巴黎大会召开之前尽可能早地汇总各方观点，特别是通过在法国进行的一系列非正式部长级会谈，中国、美国和欧盟经常参与。前期有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只有部分决定留在为期两周的大会上讨论。

　　他认为，促使峰会取得最后成功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邀请各国政府首脑参加开幕式而不是像以往那样参加闭幕式。法比尤斯说，过去元首们经常最后才露面，只能看到谈判破裂的结局而无可奈何。而巴黎大会开幕当天就有150多个国家的首脑出席。这是有史以来在同一地方、同一时间讨论同一问题而聚集最多的国家首脑，赋予整个大会“关键性的开端”。

　　据法比尤斯回忆，大会期间，他们曾连续几天不眠不休，让留待讨论的问题数量一个个减少。谈判接近尾声时，他分别与中国、美国代表进行了专门讨论之后，提交了最终的文件。“甚至到文件通过的最后一分钟，我们都在说服那些不情愿的国家。我们在会前几个月里通过坚持不懈而获得的信心，尤其是中法之间的信任，是成功缔约的关键。”

　　在法比尤斯看来，全球变暖使全人类在与时间赛跑，“我们这一代人是完全意识到威胁的第一代，也是能够采取有效行动予以反击的最后一代”。巴黎大会是一个转折点：世界各国从此决定低碳生活，为碳平衡而努力。“在这个对人类存亡生死攸关的转型阶段，2015《巴黎协定》是我们迈出的重要一步，因为它确立了一套立志高远、为全世界接受的原则。但是，将它付诸实施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巴黎协定》的落实必须如它的谈判一样成功，我们还没有走到那一步。”

　　他表示，中国在为大会取得成功作的准备工作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未来也将至关重要。考虑到中国的人口规模和发展水平，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在中国“十三五”规划的众多目标当中，明确要走绿色发展道路。“我知道，中国政府面对这些问题的决心有多大。我相信，中国会一如既往地坚持气候保护和可持续性发展。”法比尤斯说。

　　本报天津3月27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