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新生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60多次提到“命运共同体”，这是中国向世界传递的和平愿望，也是中国执政党关于当今国际关系和未来世界发展趋向的基本理解。特别是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席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讲话中，强调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五大支柱”进行了系统的阐释。这些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解蕴含着中国智慧，是中国对当下和未来国际关系的认识和期望，也是中国对以往世界历史的反思，回答了当今时代人类的共同关切，为人类共存之道提出了中国方案。
人类是否应当这样“相互依存”
近代以来，无论是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还是经济全球化的逐步形成，都与资本主义的发展难以分割。今日之世界格局以及背后支撑其存在和发展的现代思维方式，无论是成就还是问题，都是从商业资本的扩张开始，并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形成的。15世纪新航路开辟及其后工业革命爆发，催生了商业资本在18世纪西方的兴起。西方国家经济上的变革引发政治上的变革，国家转变为服务于商业资本利益的政治权力。商业资本积累主要是通过贸易中的差价而实现的，当国内的价格落差不断缩小、利润降低时，商业资本便必然要向外扩张，通过海外贸易追求利润。这正是经济全球化的原初动力。质言之，当今世界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是商业资本在全球的无限扩张中启动和推进的。
商业资本的扩张，为生产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生活的多样性，提供了源源不竭的动力。由商业资本推动的经济全球化，将契约精神和平等交往的理念推向世界各地，在短短数百年间迅速改变了世界的面貌，改变了现代人理解世界的观念和思维方式。资本天生就是超越国界的，因此正是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国家在共存底线上肯定他国利益的合理性。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主权、国家领土与国家独立等原则也因此而确立。但是，商业资本攫取利润的本性决定了，在国家关系上，它必然要将制造差别而不是制造一致、制造差异而不是制造平等作为追求的目标，因为只有这样，资本才能继续保持动能不竭，才能继续在全球范围内开疆拓土。商业资本主导的全球化，不是仅仅塑造了现代经济交往方式，而是塑造出一个全然不同于传统社会的现代社会生活和现代思维方式。这样一种经济交往方式拓展到哪个国家和地区，哪个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就必然随之受到冲击和改变。近代早期，率先实现现代化的西方国家为了更好地控制经济落后的国家，从这些国家攫取商业利润，在全世界建立起殖民地，于是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主导与依附的关系便成为先进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的国家关系模式，西方的文化、政治制度乃至生活方式也由此在全球传播开来。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过程中，不同的国家以资本为纽带建立起相互依存的关系，现代世界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联为一体。
但是，现代世界并没有因为深刻的联结而走向和平与繁荣，相反，近代以来的历史时刻伴随着战争与危机。单纯由商业资本所提供的动能是盲目和具有破坏性的，它不仅无法构建和谐的世界秩序，还将会使人类走向自我毁灭。在经历了两次毁灭性的世界大战之后，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必须建立一种有效地国际合作机制，阻止冲突和战争的蔓延。1945年成立的联合国就是这样一种理性努力。但是，随之而来的是冷战，在两个超级大国主导世界的“两极对立格局”中，新的国际秩序取代了旧的国际秩序，意识形态冲突取代了殖民主义冲突，而世界和平的希望却再次破灭。这一时期，核武器竞赛第一次将人类推向了随时可能自我毁灭的边缘。冷战结束后，世界进入了美国“一超独大”的“单极化格局”。但是，单极化格局同样没有给世界带来稳定与和平，地区冲突频仍。当今，美国“一超独大”的单极化格局已经难以维持，在冲突和动荡中，世界“多极化格局”正在形成。
只要存在着利益不平衡，无论是两极化格局、单极化格局，还是多极化格局，都无法消除对抗与冲突。更为重要的是，在进行利益平衡时，只要人类还不能超越“零和博弈”的思维，无论是由商业资本提供的动能，还是由意识形态差异提供的动能，或是由文明以及宗教信仰的冲突提供的动能，都无法支持一个稳定的世界格局，从而实现持久的世界和平。在当今时代，人类不能超越历史的发展而摆脱利益的不平衡和冲突，但是，人类也不能不超越思维方式的局限，发挥人类理智的动能，创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命运共同体。
超越“文明冲突”的人类理想
商业资本虽然为全球化提供了初始动力，但全球化却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过程，在全球化进展中，它所服从的并不是资本的唯一逻辑，而是历史发展中多重逻辑共同作用的结果。多重逻辑共同作用所导致的结果是复杂的，不同文明之间交流与融合，从而形成新的文明成果和文明形态，便是这种复合性后果的一种体现。马克思说，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生产是如此，精神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在马克思看来，商业资本推动的经济交往只是提供了一种基础性条件，而在资本以野蛮的经济方式为自己开疆拓土的同时，各地方各民族的闭关自守状态也随之被打破，世界在经济以外的其他方面也在相互依赖中联为一体，“各民族的精神产品也成了公共的财产”，从而为新的国际精神的形成提供了条件。
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包容互鉴、互惠共荣的理念和人类共同生存的家园意识才可能逐渐形成。最近几十年来，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步伐的进一步加快，特别是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各民族的文化交往进一步加深。伴随着一些所谓不和谐论调的兴起，文明的交融互鉴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阻碍，以“文明化野蛮”为根基的“文明冲突”就是典型代表。从表面看，当今世界的冲突、战争和分歧似乎印证了亨廷顿的理论，但实质上这些现象并不能代表人类历史的长远走向。国家和地区之间冲突的真正根源是各种利益的不平衡，而这种不平衡恰恰是资本的逻辑运行所造成的结果。“文明冲突论”实质上是建立在西方文化优越论基础之上的，是以西方启蒙以来的“文明—野蛮”的历史观和思维模式解释世界。它不仅忽视了不同文明之间的共通性、包容性和交流互鉴的可能性，而且在其视野中，西方大国在扩张过程中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冲突和战争因此便有了“正义”的性质。
正是通过不同文明的交融互鉴，超越西方近代以来形成的“零和游戏”思维、二元对立思维，在合作中寻求共赢，在对话中消除分歧，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华文明中“仁义”、“和而不同”、“以和为贵”等理念，在新的国际共识形成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崛起的中国开始用中国智慧讲述人类共存之道。
中华文明孕育了不同于西方的智慧，这种智慧对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有着不同的理解。“和”的思想是中华文化的基本要素，在文明关系问题上，它所强调的“和而不同”迥然不同于西方“文明化野蛮”的思维方式。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境界是追求“道”，而“道”的实现则要遵循“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这便是“和而不同”。“和”是中国人所崇尚的一种理想，它的基本内涵是差异互补、共生共济、和谐共荣。“和”的理想落实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是“天人合一”，就是要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和”理想落实于文化交流，就是要兼容并蓄、多元互融、文明互补，在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中寻求文化的新生长；“和”的理想落实于国家间关系，就是要将“睦邻相处”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原则，最终达到“协和万邦”的理想境界。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时强调：“文明是包容的，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一切文明成果都值得尊重，一切文明成果都值得珍惜。历史告诉我们，只有交流互鉴，一种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就可以实现文明和谐。”这是基于中国智慧对世界各类文明关系的理解，也是一个崛起的大国对新型全球合作关系的理解。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非一种虚置的理想
当今时代是人类历史上改造自然能力最强的时代，却也是人与自然关系最为紧张的时代，人类足迹所到之处无不改变其面貌，而自然环境的改变却已到了威胁人类生存的地步；当今时代是人类历史上人与人联通最为便利的时代，却也是人与人最为隔绝与陌生的时代，信息和交通的便利使千里近在咫尺，使天堑变为通途，而网络暴力掀起的波澜却可以瞬间翻转人们的认知，将谬误打扮成真理，网络攻击亦可成为制敌之利器。更为重要的是，这是一个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和世界多极化的时代，不同文化、国家、制度之间，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清晰地呈现出差异，而它们之间的冲突又比任何时代都更易于引发危及整个人类生存的灾难性后果。气候变化、环境危机、跨国犯罪、金融危机、网络安全，所有这些都已经成为当今时代国际社会必须面对的新问题。差异和冲突必然存在，而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于一个世界。在这样一个时代，人类的命运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休戚与共，人们也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思考整个人类的共存之道。
人类的文明史是一部充满冲突和战争的历史，但这并不意味着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只是一种虚置的理想，因为历史是人创造的，而人正是在理想的指引下创造历史的。因此，人类文明史也是一部从隔绝走向互通、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差异和对立走向合作与融合的历史。人类的历史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并不存在一个横亘在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僵硬边限，历史自身的发展就是消除边限的张力空间。一方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为了探寻人类共存之道，避免人类在相互争斗中走向毁灭。就此而言，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立足于现实。市场经济推动下的全球化，将每一个国家置于相互关联之中，它们必须在与他国的相互依存中才能求得生存与发展。这无疑不是出于利他主义的动机，不是出于人类大同的理想，而是出于现实的国家利益考虑。但是另一方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却也必然要立足于人类对公平正义的理性理解，出于超越一国私利的人类精神，自觉地履行自己的国际责任和义务，而不是将命运共同体当作权宜之计。在这一意义上，人类命运共同体又是一种高远的理想性价值。这样一种理想性价值植根于人类的本性，植根于人的“类意识”中本然具有的对公平正义乃至更高超越性价值的追求与渴望。只有从这样一种更高的人类理性出发，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走到更远的未来。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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