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艺 贺京同
在二元决策系统中，决策个体所面对的将不再是单一理性决策系统的目标函数的最大化，而是需要对理性系统与情绪系统的不同目标函数进行最优折中与权衡，比如自利动机与利他动机、短视冲动与长期规划、缜密计算与直觉推断等等，而这些恰是行为经济学所关注的各种主要议题。
在过去的30多年中，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是行为经济学的兴起，它通过借鉴心理学、进化生物学与认知神经科学等相关学科的重要成果，丰富并充实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与经验基础，极大提升了原有理论的解释与预测力。
可将行为经济学看作一种描述性理论
可以认为，行为经济学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继承与发展，它并不寻求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摈弃，因此也不是并行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独立学科。相对于行为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更类似于一种假想的基准理论，其中决策个体的偏好结构被高度抽象化与凝练化，而行为经济学却为这一偏好结构赋予了更多现实心理基础。从这一意义上说，我们又可将行为经济学看作一种描述性理论，而新古典经济学则更具有规范性特征。
迄今，行为经济学正日渐被接受为更高级版本的“新一代”经济学，但却存在与之伴随的两大问题值得探讨：其一，鉴于行为经济学与生俱来的跨学科特征，我们应如何看待它与其他相邻学科的关系？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将决定着我们如何界定行为经济学的学科外延。其二，行为经济学发展至今，常被批评的主要一点是其理论的“碎片化”特征，即为了解释不同经济现象构建了看似过多的互不统属的理论。能否在一个更高的逻辑层次上将这些理论进行统合？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理论体系的内在逻辑一致无疑是该学科走向成熟的必备条件和标志。
行为经济学具有深刻的跨学科特征
行为经济学自诞生以来就具有深刻的跨学科特征。当前，与行为经济学密切相关的经济学门类主要包括实验经济学、神经经济学与认知经济学。这些学科与行为经济学在研究方法和理论基础上存在交集，也由此产生了许多概念与内涵上的混淆之处。对这些学科的相互关系进行阐释与辨析，有助于对行为经济学学科外延的科学界定。
实验经济学是与行为经济学极易混淆、却存在本质不同的学科。由于行为经济学所关注的许多心理过程很难直接观察，而受控的实验恰可为考察这些问题提供从现实观测数据中无法得到的证据来源，因此长期以来，行为经济学总是和实验经济学紧密联系在一起。正因如此，实验经济学与行为经济学在很多时候容易界限模糊而辨识不清。实际上，实验经济学不同于其他大部分的经济学门类，它并不属于某个特定的研究领域，而是一种可用于任何领域的研究方法，只不过在探索、挖掘行为经济学感兴趣的问题方面尤其有用。通俗地说，实验经济学对于行为经济学之作用，类似于计量技术对于理解微观、宏观经济学时所起的作用。
神经经济学在研究内容上最容易被看作行为经济学的外延拓展。最近二三十年以来，一些经济学家通过借助脑成像技术或其他神经科学技术，把对人的决策基础的探索从心理学层面推进至认知神经科学层面，此即通常所指的神经经济学。因此，神经经济学常被视作行为经济学在认知神经科学方向的拓展。但这种理解却并不全面。从现有研究看，神经经济学实际上是将神经科学与经济学相互作为研究对象、并且将理论和工具对称使用的一个研究领域，因此目前可将其分为两大类别。第一类别就是通常理解的神经经济学，主要通过运用与大脑活动有关的经验证据，来构建关于各种经济行为的解释模型。而第二类别的神经经济学恰与第一类别相反，它试图以既有的经济学理论(尤其是微观经济理论)的研究范式作为指导和工具，来对生物体的感知与行为之间的神经过程进行建模。因此，神经经济学的内涵远比一般意义上的理解更为复杂和丰富，如果简单将其视为行为经济学在认知神经科学方向的拓展就是片面的。
认知经济学是另一门容易与行为经济学产生混淆的学科。从学科内涵看，认知经济学以认知科学为理论基础，在经典的以物量关系为主的经济研究框架中融入对人类动态交互认知过程的考虑，并将之与各种复杂的经济现象联系起来。显然，由于在理论基础上与行为经济学有类似之处，因此在研究内容和方法上必然与行为经济学存在交集。但需强调的是，与行为经济学有所不同，认知经济学的主要兴趣点并非个体行为及其决策基础，而是致力于探讨由异质认知个体的互动过程所产生的群体认知结果及其进化特性。进言之，认知经济学着重考察经济参与人认知能力的异质性以及由异质参与人构成的社会网络特性，并基于参与人的动态交互适应、学习过程，来考察由此形成的群体内部的异质性及相关经济现象，以及这些过程对组织、制度的影响。因此，认知经济学在研究内容以及对经济现象的解释机制上与行为经济学存在明显不同的侧重点。
理性与行为二元系统：行为经济学的理论统合方向
上述讨论的关注点在于学科之间的关系界定。而在学科内部，行为经济学面临的另一重要问题是其理论的“碎片化”特征。多年以来，针对行为经济学的一个主要批评是，行为经济学在本质上关注的是如何收集各类个体行为偏差的观测值，并且许多研究者仅满足于对这些行为偏差进行“就事论事”的建模。其结果是，行为经济学家似乎构建了太多的理论，用以解释分属不同决策环境的经济现象，而这些理论之间很可能是相互矛盾而逻辑不一致的。因此，行为经济学缺乏一个一致而简洁的基础性模型，而不像新古典经济学那样可基于理性人假定来统领其整个理论体系。但随着行为经济学建模基础的不断演进，已逐渐显露出统合其各类理论的可能趋势，这主要得益于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
认知神经科学发轫于20世纪80年代，旨在将大脑中的各种神经状态与情绪状态联系起来，并进一步与外部事件相联系。从很多方面来看，认知神经科学试图研究人类行为决策的物质基础。于是，当所研究的决策行为恰好是经济学家感兴趣的行为时，认知神经科学就自然而然与行为经济学联系起来，此即前述的第一类别的神经经济学范畴。
一般认为，认知神经科学中最为基础性的发现之一是所谓的大脑模块化，其含义是，不同类别的思考与情绪过程在不同的脑区运行，这暗示着大脑结构或其解剖学特征是十分重要的，并且可能与人脑的进化过程有关，即大脑的新增部分成功地加载到较原始的部分之上，尤其是那些与逻辑推理、执行计划(自律)、工作记忆等有关的功能，被逐渐附加在原来掌管情绪功能的大脑结构之上，并随着时间流逝而变得愈加发达。
大脑模块化带来的一个重要后果是，人类在不同环境下会使用不同的决策系统。对于行为经济学来说，大脑模块化的事实非常重要，因为这预示着不同的决策系统之间可能存在冲突和互动，从而必然会反映于个体的行为决策之中。许多行为异象无法运用新古典经济学来解释，可能正是由于新古典经济学仅将其理论建构于单一的决策系统即理性人假定之上。尽管新古典经济学所做的理论抽象精致而优美，但在抽象的过程中却遗失了人类行为基础的重要方面，而行为经济学视域下的多元决策系统范式恰是对这一缺憾的尝试性修复，并且拥有坚实的自然科学基础。从当前的研究进展看，一个便捷的关于个体行为的建模方式是构造一个基本的二元决策系统：其一为“冷”的理性系统，是对新古典假定下的理性人格的保留，而另一为“热”的情绪系统，涵盖各类与情绪及本能动机有关的因素。实际上，这种建模思路具有深远的经济学传统，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就曾提出，人的内心世界由“激情”与“公正的旁观者”两部分构成，任何行为都是这二者相抗衡的结果，其中“激情”包括欲望、情感和各种被激发的感觉。
在这一建构体系下，决策个体所面对的将不再是单一理性决策系统的目标函数的最大化，而是需要对理性系统与情绪系统的不同目标函数进行最优折中与权衡，比如自利动机与利他动机、短视冲动与长期规划、缜密计算与直觉推断等等，而这些恰是行为经济学所关注的各种主要议题。这样一来，行为经济学看似“碎片化”的多种理论就均可基于这种简洁的二元决策系统范式来表述。从目前看，关于这一建模范式的许多技术细节和作用机制仍在不断探索之中。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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