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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宝琨
1940年，侯宝林来天津以前，尽管在北京也拼命进取，用他自嘲的话说：依然是貌不惊人，艺不压众的“一条虫”。而到天津后甫一登台，一句“时方才”的响亮寒暄就赢得了碰头彩，并从此演红成为津门曲坛的“一条龙”。是北京的观众太不识相“有眼不识金镶玉”？还是天津观众过于轻浮，没见过什么世面？这或许与天津这一新兴城市的现代市民意识相关。
侯宝林直言：“我这个演员是天津人发现的……也是天津观众捧起来的。”“他的相声文明”，这是当时天津人对他的赞誉。“文明”就是与“陈俗”相别的“新潮”。传统段子，他虽会说一百多段，但它们并不地道，往往缺胳膊短腿，他岂敢在这个码头丢人现眼？“说学逗唱”，相声一直都以“说逗”为主——“说”是表现形式，“逗”是喜剧风格么。但他心里有底的却是“学唱”，他不仅学过戏，有一条好嗓子，还能传神地学几口儿当时名家唱段。他知道京剧在天津也十分时兴，于是，就在“打炮儿”的头天日场演了《空城计》，并在场面上做了调整。以前“城楼”一场，四个龙套出场，前两个走到中间站一下，一个往左一个往右，后两个也是如此——其实这是不对的。于是，他便改成司马懿过场一场，唱完“大队人马奔西城”就站在右边，四个龙套一字排开，与戏剧舞台一模一样。这一改令津门内行称心。再加上一张嘴字正腔圆、板槽瓷实、手眼到位、潇洒自如，天津的行家们在杂耍园子居然能听到戏院名伶们的正味儿，能不叫好吗？
当晚燕乐剧院的“炮儿戏”《改行》也是一改陋习弃旧易新，不以挖苦糟改艺人找乐。先是正唱“改行”名家们的应功当行，传达出名角们的艺术风范，再将改行后做小买卖的唱词用同样动听的唱腔复现。于是，美就流溢全篇。而包袱笑料则集中于揭露统治者戕害艺术本身的荒唐。
相声诞生于民间，表演者在“地上”多是低三下四的涎颜媚脸，把自己的技艺贬为“玩意儿”；及至走进剧场，变换了观众，艺术的品味才开始提升。侯宝林生来自尊，他一生的追求就是要把“玩意儿”擢升为艺术，使自己成为有人格的“艺人”。因之，他从不说“荤话”“贱话”，他的节目也力求清新高洁。在《学京剧》《学电影》《学话剧》等以“学”为主的节目里，他加进迎合时潮肯綮要旨的评点议论，在并不丑化所学对象的同时，也高扬自己的幽默见识和潇洒台风。而这正是坐在文明剧场，较有文化的新型观众所激赏的。
1945年，侯宝林在天津小梨园由“倒二”提到一场曲艺晚会“攒底”的地位。他的相声名目比肩继踵都是现代新生活的题材，他的舞台风度也因其评论者的形象被人欣赏。于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就自然而然成为“批判旧世界，歌颂新生活”——“新相声”的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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