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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南开“校父”是怎样炼成的——读《严修日记》
来源: 中华读书报2015年3月18日09版发稿时间:2015-03-18 18:02

  

  文/冯尔康

  中国近代教育家、南开“校父”严修(范孙)终生写有日记。今读陈鑫学友编校《严修日记》(1876至1894年),获知校父是怎样立志、怎样磨砺成长为杰出人物的,我作为南开学人获得很大教益。作为编修、史官、学政、学部侍郎、南开学校创办人的严范孙,一生离不开习学、治学,利用学问服务于国家社会。他的治学之精神在于学以致用,不仅致力中国传统学问,更关注西学和经世之学。下面简要介绍我从日记中了解到的严范孙学业与为人。

一、刻苦学习研治中国传统文化知识。

  严范孙对于传统学问的经史子集棋书以及“六艺”的“射”,样样都学,反复阅读《左传》、《尚书》、《诗经》、“四书”、“二十四史”(最主要是“前四史”和《明史》)、《资治通鉴》,小学中的《尔雅》、《说文》等。如二十五岁时的日课:“辰起念《尔雅》字陆拾,温《尔雅》上、中各半本一遍。《诗经》每本三篇、‘四书’二篇,不拘遍。梳辫时看《通鉴》。午后写大字一篇,小字一开。念古文十遍,长者五遍,每篇百遍,再易生者,间以古赋。单日念七律二首,双日念七古一首。晚随意看书,并补昼间未毕之课。”(光绪十年九月十六日)二十八岁日课:“每日程课:温经书十叶十遍;影帖百字;写白折一开;看《史记》二十叶;看《说文段注》五叶。”(光绪十三年正月十八日)从日课中不难发现他的读书方法,自学是“诵读”,即读出声的吟诵;“温书”,避免遗忘,四书五经达到会背的程度;“点读”,为加强理解和记忆,对重要典籍采取点读办法。自学之外,与同好组成诗文社,拟出诗赋论题,写出作品,互相研讨,提高文字与认识能力。在时间上抓得很紧,每日早晨、上午、下午、夜晚(灯下)四个时间段,除了办公和社交活动,皆用作读书。他挤时间,有“三课”(枕课、辫课、车课)的经验,就是在起床前、梳辫子、坐车中看书及思考书中要义。年节亦不例外,接待来客和外出拜年,余暇就是读书。总之,严范孙实践“熟读、强记、切问、随钞、尊师”(十八年七月二十二日)的五项准则,习学、治学不辍,获取丰富的知识。

   二、习学西洋近代科学技术知识。

  阅读日记,有一种强烈的感受:严范孙渴求西洋近代知识,对数学尤为钟爱。他在二十一岁开始学习算数,于光绪十二年九月初十日制订的读书时刻表,在十三点至十四点半,读罢古文,“余暇看西学各书,演算术”。数学领域他阅览的有清代数学家梅文鼎、丁取忠的著述,更有华蘅芳、傅雅兰、屈曾发等人编译的书籍,以及康熙年间诚亲王允祉集中外学者编着的《数理精蕴》等书,看来他学习了代数、几何、三角、对数,会开平方开立方,涉猎到微积分、三角函数,无疑掌握了数学基本知识。他的学习算数,不只是自学,也与友人交流。如请陈璋作辅导,听朋友华学澜(瑞安)“谈算法,使人乐而忘勌,既别犹恋恋也。”同时为学习算数结社,三十一岁时有所谓“九九小课”,从乘除法入手习算。以“九九”命名,是因成员陶喆牲行九,王荣卿行七,严范孙本人行二,合为两九。而九九又与习算之意吻合。(光绪十六年六月二十一日)这一学社真是习算史上佳话。习算与天文学关系密切,严范孙阅读《天元问答》、《天文启蒙》、《地球新录》、《天地图》、《四时图》,知道赤道、经纬度长度及日球径等,并曾亲自测日影、观恒星。

  此外,严范孙还对机器制造有兴趣,曾阅览《汽机图》八张,并对天津一位磨坊主试造机械磨取代畜力,表示乐观其成;在世界历史方面,阅读《瀛环志略》、《万国史记》;关注西医学,知晓在京城米市南大街药店可以买到治疗颈椎病的西药,从梁绍壬的《两般秋雨庵随笔》得知西医种牛痘法,令患儿“无所苦,嬉戏如常”,诚善法也;他还点读《化学卫生论》,从物理化学知道石与水、铁、铜、银、铅、水银、黄金、白金的比重,听友人介绍西人绘制的《南北洋沙线图》,对西洋画亦有所知。以今人观看,严范孙的数学水平一般,其他西医学、科技知识有限,但是他是在一百二三十年前的清代学习西洋文化,是在大多数国人不屑西学、基本不懂西学的情况下,主动自学,其精神令人感佩。而其所得,不仅是开阔眼界,获取近代西洋科学知识,更重要的是开放思想,为他日后近代教育理念的确立与实行做了准备。

   三、致力于近世经世致用之学。

  光绪十年,二十五岁的严范孙向老师张佩纶(幼樵)请教学与用的关系。张认为“虽通经实不足以致用”,致用不论今古,“有体有用,莫如读史”。严范孙受教,郑重记录于日记(五月二十五日)。学以致用,是他的读书准则,因而牢固树立仁政与生民意识、自强不息精神、关心兴修水利和太平天国战争之后的盐政与官制。

  笃信施行仁政观念。严范孙不止一次评论秦政和隋政,说秦始皇与隋文帝都是勤政君主,“然皆不再传而亡,岂非仁义不施而诒谋之末善乎?”(光绪十二年八月二十日)“秦并天下,残暴转甚,犹之去虎豹而代以豺狼也……隋广酷虐,罪与政等,小民怨苦,又有畏汤火就衽席之心。”(光绪六年)他在光绪十二年与同年冯星岩等人会课,赋题“仁义为巢”,以“高而益安,动而益固”为韵。完卷后几位学友讨论到晚上十点钟。(二月初三日)仁义,是他的理想。他多次诵读反映敬天爱民施行仁政的《诗经·生民》,关心民人及其生计。他与学友会课常以民生为题,如赋题曾有“稼穑维宝”、“百工由圣人作”等。光绪十二年京城龙文斋穆掌柜病故,其父到严宅请求诸事关照。严范孙记录这位老人年已七十六,暮年丧子,“亦可伤已”,流露怜悯之情。二十年三月初十日,严范孙自有贵州学政任命之后,亲友纷纷推荐幕客与长随,严范孙拒绝了大部分推荐,而聘请了其中的两位:卢文昭(选卿),父殁于贵州任所,母亲也死在那里,愿随从严范孙赴黔,以便迎还父母棺柩;陈学款(立堂),因乃父作幕在十八年前病故于贵阳府署,为迎柩,请求随往。延聘两人入幕宾,源自对他们孝心的理解之同情,体现了严范孙的仁者之心。

  曾国藩首倡自强不息精神,开启洋务运动。严范孙熟读曾氏政书和家书,受其影响。光绪十年十月十六日严范孙代友人王承勋(用霖)作《自强策》。十三年三月十七日与学友会课,用“自强不息”为论题,抒发其理解。及至光绪十九年三月二十八日,代表叔陈骧(石麟)拟禀稿,建议举办化学制造。可见严范孙在自强不息精神主导下,倡导兴办化学制造业。

  在日记中,关于历史地理、河道变迁的纪录举不胜举,也有多次购买水利类书籍的记录。更在光绪十五年录出该年朝廷考中书,钦命策题:“畿辅水利策”。及至十六年六月顺天府连日大雨,严范孙在京居室十余间全部漏雨,他说“读书之庐变为沮洳矣。忧心皇皇,如濒大难”。到友人尹溎(月波)家探视,路上泥沼没过马胫,到了才得知其居室将倾,全家迁徙。天津人潘小山去三河,遇雨被困在通州,转至京城,大病一场,旬日乃愈。对于治水之迫切性,严范孙有着切身体会。

  经世致用之学,清初学者颇为讲求,而后鲜为人留意,到近世国难深重,学者再度提起,已具有近代内容,表达兴办洋务、富国强兵的愿望,严范孙日记所显示的就是近世经世致用观念。

  四、严于自省,砥砺成为大器的先决条件。

  《严修日记》满篇自省自谴的内容。日记簿版心印“毋自欺堂”,设有“静过(妄逆诈)动过(伪世故)”或“敬怠”栏目,填写的多系“敬二怠八”、“敬三怠七”,表明实实在在每日三省吾身,不自欺,不懈怠,严于解剖自己。省身,本是写日记的要义,几乎为人人所留意,不过严范孙做得更加自觉,对自身的弱点,“疾恶如仇”,“除恶务尽”。从日记看,严范孙自我意识中的毛病,是性情急躁、多欲奢求、不良习惯、知过难改四个方面;改正的办法主要是端正做人态度,在于正心戒躁、窒欲、知耻、恒心,勤于反省,运用多种方式激励、磨砺自己。

  严范孙把急躁不稳重、做事不踏实视作大毛病,自责自怨敬谨果断办事不够、待人有欠周到,是“丧德”,关键在于窒欲、克服怒气怨气。十二年正月二十五日“静过”栏书写“躁气多,宜寡言”。九月初一日“日内心气不沈静,虽手一编,格格不入,此即是无形间断,慎防勿懈。”十三年五月初二日“记事”:“日来心气浮躁,且多卞急之病,平旦之气存焉者寡矣。宜亟思居敬养气之法,先以治怒为主。”连续检查性急的不当,明确敬静制怒努力方向。因毛躁,处理事情不周到,疏忽与犹豫不果断。十六年,为买房的事,忙忙碌碌,九月十五日记道:“前后几十日,兼之见事不决,窒欲不力,即此一事而其人可知。”同年九月十二日记事:“终日只是游思游谈”,“未事疏忽,临事忙乱,既事懊恼。”一句话,应当“惩忿窒欲”。(九月十六日)浮躁,在交友待人方面,就出现严刻弊病。十年五月初十日“在(姑母)宋宅晚饭,语言失检极多,不但忤人,抑且损己,归路悔恨无已。”责备他人,是不能容忍人家的弱点,需要有忍让的襟怀,十六年四月初七日自警:“此心小忍便无事,吾道力行方有功。”可是十二日与表兄交谈,“有使气处”。九月十四日,感到“言人过失颇失溪刻,当以此为省身之第一关。非为免祸,实丧德也”。严范孙慎交游,对友人重义气。十五年八月初三日,尹月波来访,留客住宿,但是“谈论殊不及义,非徒自误,亦负此良友矣,后当戒之”。同年挚友曹寯瀛(星槎)多日未见,及至于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去拜候,才知道已故世。内心非常不安:“竟未知其病势之剧。漠然相视,负心甚矣!”于是尽心为其料理丧事,帮助其家属出卖书籍。

  检查自身的不良习惯,严范孙把惰性、爱看戏与饮醉酒当作克服对象。人人都有懒散的惰性,事情在于能不能改正,对此严范孙持有清醒态度。十年四月十九日九点起床,“近来愈起愈晚,可痛恨,宜猛省!”同年九月十一日,“夜五更后醒,因思近来荒废景况,如沃煎油于心,焦灼难可言状,遂有改过之念。天未明即起。”十二年八月二十三日,“昼寝至两时之久,昏惰之萌,宜慎遏之。”十六年九月二十三日从早九点到晚九点,严范孙清理家庭开支账簿,因平时未做,故费事费时,于是将立账排到日课中:“限定晚饭前写账,既自课,亦以稽家人之侈俭也。”严范孙爱同朋友聚会饮酒,有时喝醉,随着是不断自谴,最后限定饮酒量度。十一年三月十五日和朋友都喝醉了,“放荡逾矩,事后思之,汗为之下。”十三年元宵节,严范孙与众多友人在上午就喝醉了,午后观剧,接着又喝到大醉,晚间听唱,因酒性发作,大呼小叫,“丑态万出”,然后赌博,恣意嬉笑。“醒后思之,不可以人齿。”于是下决心,“自今日始,饮酒不得逾十杯,不得赌博,浪唱。”认为不去掉这些恶习,就是禽兽,就不配做人——“人禽关,生死门,懔之!戒之!”十五年十一月十六日观剧,“连日溺于此事,废学荡志,不可收拾。”“自今除师生、乡人公燕,不得藉词往观。”饮酒、观剧为人生应有之义,问题是在有度,不能过限,严范孙正是抱持此种态度。

  过失,人人皆有。严范孙认识到知过必改是人生的大幸,否则成为无耻之人。十二年八月二十三日记:“人之生,不幸不闻过,大不幸无耻。必有耻乃可教,闻过乃可贤。”知过是幸事,不知过是大不幸,是无耻之尤。他把知过当成改过的动力,蔑视文过饰非的人。

  改过从认识开始,用严范孙的话是“治心”。他因爱忘事,尹月波于十五年十二月三十日,赠他“打埽心地”四言,严范孙表示“当牢记力行”。即听规劝“治心”,去伪饰、抑骄傲、澄昏乱、纠偏执,心地纯洁,就能改正一切毛病。他每日思考的“静过”就是检查内心活动之不当者;“动过”是查找行为失检处。从思想活动与实际行为作全面检讨。如此就能做正人,兢兢业业做事,严于责己宽于待人,处理好人际关系。十五年八月十二日,因夜间做恶梦,以为是“心之荡佚甚矣。不速自省,而求免于禽兽难矣!”把事情看得那么严重。

  严范孙的检点自身,主要靠自觉,靠自我修养,比如用岁首激励自己。十三年正月初三日九点起床,自知晚了,于是责骂自家:“连日晏起,殊可痛恨,春初岁首,万物皆有发生之象,而志气昏惰乃尔,岂不可耻?!自明日起不得过辰初。”新的一年开始,万象更新,自身也应有新气象,改掉晚起床的坏毛病。同时借助外力,如前述尹月波的四字箴言,又如以他人为榜样,去学习。十五年十一月十日,见徐世昌(菊人)写的“白折,深愧不及”,因而想到羡鱼结网,亡羊补牢,犹未为晚,第二天开始,“每日写几行,少以六行为限。”其实他多年写白折,至此要求与徐世昌写得一样好,继续书写。

  改正缺点是难事,改了会再犯,改错需要持之以恒。所以严范孙将日记命名为《恒斋日记》,立恒心做正人君子;有不当行为而又不能检点,或屡改屡犯,为着惕励,又标目为《无恒斋日记》,以便每一次触及日记,就用“无恒心”责备自己。孟子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严范孙在十年二月十八日日记“日知”栏写道:“连日静坐一室,虽亦相安,弟(第)见异思迁之病不能即免。盖由入手时,欲速进锐,未暇妥筹,是以中道而犹豫也。孟子以恒心许士,自是士所当有。”士人就应当像孟子要求的人——做有恒心的人。

  五、结语

  光绪七年至二十年的《严修日记》大致内容就绍述到这里,不必再看他此后的使黔日记、东游日记,就可知它具有两大特点,一是记录严范孙本人的中西文化素养,尤其是对西学的热情,在数学、天文、理化、世界地理和历史多方面有所了解,对数学可以说有所钻研;二是极具反省精神,按照“慎独、居敬、治怒、谨言、静坐、散步、遏欲、慎医、早起”(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的自我设计,砥节砺行,力求上进,勤勉好学,勇于改过,惩忿寡欲,遵行伦理道德,“教子弟以身率导”,对朋友讲义气,和善相助,做讲求道德的人。是人,必须摒弃不守社会公德的兽行。正是由于他时时事事反省,才成为杰出人物、历史名人。

  从三十五岁以前严范孙的为人品德、中西文化素养,不难理解他日后人生重大举措的渊源所自。正是对西学的兴趣与认识,开阔了眼界,接受先进事物,有胆有识地改进传统教育,在贵州,建设传授近代西方科学知识的学校;疏奏选拔近世经世致用人才;在学部,提出兼采中西教育思想的五项宗旨——“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值得肯定的是尚公尚武尚实的要求,既用立志与实行并重,要求受教育的学生,更体现了富国强兵、教育救国的思想;在天津,以近代教育理念创办南开学校,使它成为私立学校的楷模。严范孙被誉为近代教育家,近代教育先驱,哪里是偶然因素冒出来的,是他既有成大器做人目标,且具兼容中西文化的胆识和勇于自我反省所造就的。

  《严修日记》繁体竖排本即将面世,编校者陈鑫学友要我写几句话,乐于应命。一者我们都是南开人,对校父的著作有着强烈的阅读欲望,今有先睹的机会实乃快事。二者,今人对严范孙的研究极其缺乏,是憾事,今有供人方便阅读的新版问世,将会促进学者的研讨。当然研讨的不力,另有不识严范孙其人的原因。现今南开大学校园有“范孙楼”,进楼的校外学者大多不知范孙为何许人,其实南开学人了解严范孙历史与为人的同样甚少。对严范孙应当有相应的研究,此其时也。陈氏的编校相当成功。第一,以日记原貌示人,按年份的时间顺序分章,实以日记全文,即使日记作者涂改的文字,亦加注说明,达到存真的目的。第二是编排、注释技术性处理得体,为读者提供阅读方便。每年日记的前面,首列“提要”,是从《范孙自定义年谱》的相关内容移入该年,成大事记,令人明了严范孙当年对家国要事的概括;次为“按语”,是编校者说明该年日记的署名、记叙时间范围,使用墨笔、朱笔书写情况,既便利读者,也是存真表现;复次,对于日记原文,因其本身的问题,作出技术性处理,如日记的日期,每月初一日写明月份,而后往往省略,为查阅便捷,加添月份;又用楷体字表示日记的“杂识”、“日知”栏目内容;另外还将制作人名索引。第三标校用力甚勤。记日记与写文章不同,书写者自己读懂即可,如写人名不书全名,仅以字、号代表,书名多从俗称、简称;叙事极其简略,没头没尾。这就使得点校难度很大,很难完全准确。陈氏肯下功夫标校,实属难得。

  我已读到陈鑫学友论说严范孙的几篇文章,得知他在编校严修日记同时,进行严修专题研究,期待他成为严修史专家。就编校的《严修日记》而言,陈鑫是严范孙的知音,是严著的“功臣”。

编辑:陆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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