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中国要看西安，一千年中国看北京，一百年中国看天津。1925年初，逊帝溥仪潜至天津，靠日人庇护，避居张园，此后，清室遗逸来津晋谒者络绎不绝，天津俨然成了遗老们情之所向、心之所系。”
9月27日下午，问津讲坛第18期讲座在问津书院举行，讲座由南开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师杨传庆主持。杨传庆讲道：“清廷鼎革后，众多名流遗老、寄公逋客聚集于天津，这一时期津门吟坛济济，觞咏不断，结社之风颇盛。在遗民文人所结社团中，郭则沄领导的须社无疑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个。”
讲座前夕，记者在南开大学对杨传庆进行了采访，聆听他讲述对清遗民文学创作的研究心得：“郭则沄可以说是京津旧体诗坛的中心人物。许钟璐《郭公墓表》记云：‘公博学能文，虽颠沛忧危之际，未尝朝夕废文字。在天津，结冰社、须社、俦社。在旧都，结钵社、律社。与一时硕彦耆儒商量旧学，皆推公为祭酒。’”
须社前身是冰社
悦读周刊：郭则沄创办的须社有什么显著的特点吗？
杨传庆：须社是清朝遗民文人创立的最为纯粹的一个词社，而其起初却是一个诗社——冰社。
关于冰社的记述少且不详，但我们可以从郭则沄及其亲友的点滴记录中寻找到一些痕迹。郭则沄《洞灵小志》有云：“曩与沽上流人结冰社，每酒罢剧谈。”
许钟璐撰《清故诰授光禄大夫头品顶戴赏戴花翎署浙江提学使司提学使侯官郭公墓表》记云：“公博学能文，虽颠沛忧危之际，未尝朝夕废文字。在天津，结冰社、须社、俦社。”可见，冰社在须社之前。
悦读周刊：大概是什么时候冰社由诗社改成词社？又为何要改名为“须社”呢？
杨传庆：对于冰社从诗社全面转向词社的时间，郭曾炘有记载，《邴庐日记》戊辰（1928年）七月“初七日”记云：“是日为冰社会期，冰社同人近改为填词之会。”
另外，由须社社集《烟沽渔唱》可查，戊辰七夕为须社（此时实应称冰社）第五集，据一旬一课的社集制度，可知冰社作为纯粹词社的第一次社集当在1928年农历五月末。
在成为纯粹词社之后，冰社之名继续沿用。冰社社员林葆恒有《芳草渡》一词，此词载于《沤社词钞》1930年十月第二集，可知，到1930年秋天，词社的名字仍是冰社。
因此，冰社更名为须社的时间必在1930年秋季之后。如此看来，须社作为词社名存在的时间也就半年有余。至于为何郭则沄等人要将“冰社”改名为“须社”，未见有文字解释，或许是他们欲将眷念故国的“一片冰心”加以隐藏，故而代之以须髯皆白的形象。
京津旧体诗坛中心人物
悦读周刊：我看到一些资料上说，须社的社集地点是“张园”，为什么定在张园？
杨传庆：这个说法实际上是不准确的，须社社集地点经常是社友的宅第，如郭则沄的栩楼、白廷夔的冰丝盦、林葆恒的飞翠轩、郭宗熙的栖白廎、杨寿柟的云在山房、陈曾寿的苍虬阁、李书勋的水香簃等。室外社集点则有水西庄、乾隆柳墅行宫、李园、八里台、西湖别墅等。而须社社集日期不少都定在传统节气或节日，如立冬、除夕、清明、七夕、中秋和重阳等。
悦读周刊：您能先介绍一下郭则沄吗？
杨传庆：郭则沄是一个具有浓厚遗民情结之人，许钟璐为郭则沄所作《郭公墓表》称辛亥鼎革后，郭父对其云：“国体虽变，天下事未可知，汝年尚可为，当忍辱负重，以匡王室，此狄梁公所以策唐也。”“公受命退谒东海徐公，授以显例，不拜，为长秘书。”在许钟璐看来，郭则沄担任民国政府官职，有匡复之意。
许氏所言并非虚夸，郭则沄为溥仪被赶出宫痛心呼号，溥仪在张园设立清室驻津办事处后，郭则沄与其父郭曾炘更是张园常客。
其他成员如陈曾寿曾参与张勋复辟，后为婉容之师，之后又任满洲国内廷局局长。郭宗熙曾出任溥仪满洲国尚书府第一任大臣。胡嗣瑗1917年参与张勋复辟，出任内阁左承，1922年溥仪赏其“紫禁城内骑马”，1925年溥仪命其为天津“行在办事处”顾问兼摄总务，后随溥仪至东北任满洲国执政府秘书处长。
悦读周刊：须社成员对词社的评价是怎样的？
杨传庆：事实上，须社社员对词社身份的认识非常明确，这表现在将须社视作“汐社”上。须社诸人把他们的结社唱酬看成是“汐社”再现，他们的身份也确与谢翱、林景熙等南宋遗民相同，是纯粹的遗民。杨寿柟在《烟沽渔唱序》中说：“红桥高讌，半属遗民；清溪胜游，大都流寓。”
正是因此，《民国初期的复辟派》一书中将天津须社与上海淞社、希社、超社，北京的钵社一起定位为亡清遗老的文社。
《烟沽渔唱》一名由来
悦读周刊：须社唱酬的结集名为《烟沽渔唱》，这个名字流露出的是超然、洒脱的感觉，而实际的唱酬是浓郁的故国之思，您是怎样看的？
杨传庆：《烟沽渔唱》命名的缘由，郭则沄在《烟沽渔唱序》中有解释：
白河之南，小有林塘，冈窄通桥，水明夹镜。梅雨歇而游船集，苇风吹而歌袂颺。……挐音径去，得水便是沧州。萧籁徐生，扣舷欲呼明月。此中乃著逋客，见者疑为神仙。……是集也，啸傲于沧鸥之畔，喁于于烟汐之间。拟严滩而未称，故是客星；入武陵而忘归，何知人世。无以名之，则名之曰《烟沽渔唱》而已。薲洲非远，一笛翛然；芦中可怀，扁舟迋矣。
序中所说的“白河之南”指的是天津南开八里台（今南开大学周边），此处景色宜人，远离尘嚣。
须社词侣隐逸悠游于世外美景之中，移情其间，超然物外，“烟沽渔唱”也正来源于此。然而须社诸人的遗民情结浓郁得化解不开。因此，须社只有“隐”的形式，并无“隐”的实质。由此观之，《烟沽渔唱》可谓名不副实。
悦读周刊：须社为何会在上世纪30年代之际流露出如许多的遗民悲慨呢？而不是在辛亥革命、清帝退位之时？
杨传庆：袁思亮《烟沽渔唱序》云：世异变，士大夫所学于古无所用，州郡乡里害兵旅盗贼，不得食垄亩、栖山林，群居大都名城为流人。穷愁无憀，相呴濡以文酒。……天津之有须社，上海之有沤社，胥此志也，而须社为之先。
从袁序可知须社结集的三个条件：一是须社同人于世无用，无事可做；二是苦于军阀混战，不得已群居于都市；三是诸人精神上都穷愁苦闷，无所依托。
此外，我们还要结合历史的大背景，辛亥革命后的北洋政府与前清遗老可以很好地兼容，这可以从须社诸人出仕为官很明显地看出来。1928年6月，蒋介石宣布成为南京国民政府主席，年底张学良“东北易帜”，国民政府宣告统一全国。对于众多遗老而言，寄身的北洋政府的灭亡，造成了再一次的身心动荡。而到了须社结社之时，国内局势发生的变化对须社词侣的生存产生了重要影响。
这群在现实中无所作为之人，将要在何处安放自己的心灵？他们一致的指向是回归故国。所以，这群行将暮年之人在特殊的情境下，选择了“汐社”似的唱酬，尽情抒发对故国的哀念。
清遗民文学不该忽略
悦读周刊：您在研究过程中，对清遗民文学创作是如何评价的？
杨传庆：1930年，陈寅恪在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所作《审查报告》中说：“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
须社唱酬在天津地域文学、清遗民文学以及近现代文学史上具有特殊意义，它所体现出的知识分子心态及政治、文化意识与新文学形成鲜明对比，新、旧文学共生并存，一同构成了复杂生动的现代文学世界。
须社唱酬（1928—1931）之时，新文学正如火如荼，一直以来我们都忽略了他们的存在，或有意，或无意。有意忽略它的原因自然是他们的政治立场和“耻辱”的遗老身份。如果我们抛开进步与倒退的所谓是非，走进他们所处的战乱、动荡、无序、无可为的历史情境，可能对他们的立场就会有所理解。作为一个特殊的存在，须社这一清朝遗民文人群体的唱酬是民国文学史不应该缺少的考察对象，这样的与新文学并生于世的旧文学，为我们展示了民国时期传统文人的别样心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