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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早春，我孤病中度过春节，想起四十年前在农村遇到的奇男子和奇女子，情不可遏，写出了叙事抒情长诗《谒无名思想家墓》，无力发表，就自印若干，寄给来公一本。想不到很快收到了他的来信。信中说：
我很抱歉，我因为闲暇无事，随手拿起你寄来的自印本《谒无名思想家墓》的长诗，一气读完，心在颤，面颊上流着不知什么时候流下来的泪……我早已不哭了，因为我经历了太多的折磨，太久的不公，但是我懦弱没有反抗，只有“引颈就戮”，人家说我什么我都会笑脸相迎，把泪水倒流进肚里，但你的诗掘开了我心灵的缺口……这首长诗不需要再修改，因为它让一位已经淡定、漫步走向百岁的老者在行程中感动，停下脚步回头再审视，记住这些人。感谢你梦阳，启动一颗渐渐沉寂者再图一搏。谢谢，含着泪拉杂地写这些送给你。
我读过来公的信，立即拨通了他的电话。听到了来公微弱却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刚收到时没有看，后来想到梦阳居然还有写诗这一手？闲暇无事就翻开读了，想不到竟然放不下，一气读完，哭了！梦阳，你写出我们老一代和你们这一代亲身经历的历史真实。……我们不能忘记历史，忘记意味着悲剧的重演。感谢你真实地写出了这段历史……”来公哽咽得说不出话，只好把电话放下。
摘自张梦阳《哭来公》，2014年4月3日《今晚报》
1981年8月，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编修正式启动。当时，修志人员都没修过志，不知地方志为何物。修志伊始，来先生就出版了专著《中国地方志》，成为修志人员的必备教材。编修地方志，培训干部是关键。全国在北南两处开办培训班，北方即由来先生为导师。培训的人才，后来成为修志骨干。
来先生既是修志导师，又是修志参与者。先生通过修志顾问、志书评稿会、撰写志评、为志书作序等方式，指导过全国近百个省、市、县志的编修。他撰写了几十部新志评论或序言。
在来先生倡导下，天津市志办公室编辑了《天津通志·旧志点校卷》，先生参与主编、主审。该志与《〈益世报〉天津资料点校汇编》影响很大，连海外学者都频来求购。其时先生已年事渐高，但思维敏锐，倡导创新，使天津新编志书理论走在全国之前。
1996年，来先生与日本斋藤博教授，主编了《中日地方史志比较研究》，在中国和日本分别出版，开了方志比较研究的新局面。该年，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在重庆召开方志理论座谈会。与会前，我请教先生有什么意见，他说应该提出方志理论体系和学科建设。会上，我便将其当作方志理论研究的“焦点”提了出来。时隔不久，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组长李铁映，就明确提出了这个问题。
1997年春，来新夏先生、林天蔚先生(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员)和我，共同策划了两岸三方的史志系列交流活动。1997年至1999年，学术交流会先后在天津、台湾和美国犹他州举行。如此大规模的方志学术交流活动，在全国都是首开先河。
摘自郭凤岐《方志泰斗来新夏》，2014年4月4日《今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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