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新夏先生仙逝了，中国学界为之悲恸。他是被称誉为“纵横三学，自成一家”的人物，北京辅仁大学毕业，范文澜先生的研究生。他从事的学术多是冷门，如目录学、方志学、图书文献学，但他研究的又都是有关家国之学，比如方志，就是一个国家、一个地方的“家谱”。抗战时日军每到一处，先抢夺当地方志，以了解物产和文化等，我们沁源的明代万历年县志，就曾被抢到日本，前些年才由政府花大价钱购归。
来先生的学问大得很，可说是座有谈经客，门多问字车。这学问是他深居学府、博览群书修来的，他当过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图书馆就是他修炼成精的神仙洞府了。有次在研讨会上，有人称他“大师”，他不接受，说：“我不能接受，不敢，不敢！这个社会没有大师，我们都是在为社会做自己职内的事。”
他也有过坎坷经历，因曾在国民党资助的刊物短期当过编辑，后来被定为“内控”——即控制使用。这一控就控了他十八年。1978年平反后启功给他写信说：“王宝钏也有今天。”王宝钏守寒窑也是整整十八年。
一笔他从未见过的奖金，也曾给他带来灾难。上世纪50年代，他创作的《火烧望海楼》京剧，在剧院连续一个月满座，创了演出纪录。后来到人民大会堂调演，结果被文化部评为二等奖，奖金六千元，结果被剧团使用了。“文革”时，红卫兵却因此批斗他，逼着要奖金。来先生生前回忆说：当时红卫兵向南大教授郑天挺要一千元，郑先生告诉红卫兵说没有零碎的钱。红卫兵说，那你的钱多哇。他说，只有一张四千元的存单。后来四千元就都被取走了。轮到来新夏，也有一张存单，上面只二元多钱了，红卫兵把存单撕了说“混蛋”。来新夏笑了一下。“红卫兵说，你笑什么？我说，我想起刘宗敏进城拷问官吏的事了。他们说我是讽刺红卫兵小将，我说，刘宗敏是农民军，是起义者呵。弄得红卫兵们哭笑不得。他们问我，你不是得了六千元奖金么，怎能没钱？我说，剧团花了，我没见到。红卫兵就折磨我，想法子要钱。”
来先生在种种挫折和灾难面前，临危不惧，宠辱皆忘，倾心学问，取得了学术上的巨大成就。他的老师启功先生在来先生八十岁时给他写过这样的诗句：“难得人生老更忙，新翁八十不寻常”，“往事崎岖成一笑，今朝典籍堆满床”。
去年，来先生还给我的梨花楼写来两个大字“梨花”，表达了先生对梨花楼的深情。如今，先生虽离我们而去，但他的精神永存。我觉得：他仍在弢庵中笔耕，在书海中求索，来先生是一个大写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