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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政协报:鲁门弟子李霁野
来源: 人民政协报3月2日10版  发稿时间: 2014-03-03 09:53

  十届全国政协委员;陈漱渝

  中国古人向往做“米寿”(88岁生日),更向往做“茶寿”(108岁生日)。霁野师生于1904年4月6日,今年是他诞生110周年。年轻时医生预言他难以活到40岁,年老时又有医生预言他定能活到100岁,但这些预言都不灵验。他虽未能庆祝“茶寿”,但超过了“米寿”,仍属于“喜丧”。

  但单凭活得长还不足为“喜”。每个人要给人间留“喜”,除了年龄,更重要的还要有业绩。霁野师是诗人,写过语体诗,也写过格律诗。霁野师并不认为他的诗都好,但他要求自己确有真情实感时才动笔,决不为写诗而写诗。他尤喜好散文随笔,认为这种文体取材广泛,凡风俗人情、奇闻趣事、人物书籍均可以作为素材,在抒情中兼发议论,行文如跟友人炉边漫谈,倍感亲切。鲁迅说霁野师的小说感觉敏锐,“有时深而细,真如数着每一片叶的叶脉”(《“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其实这也道出了霁野师散文创作的特色。我认为霁野师的《给少男少女》、《意大利访问记》都是散文随笔中的上乘之作,但目前文学评论界对这些作品研究还不充分。不过,霁野师事业的中心还是翻译,他“在国内外的译界赢得了很高的声誉”(《中国翻译家辞典》第343页,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8年7月出版)。他翻译的《简·爱》、《难忘的一九一九》、《四季随笔》都拥有广泛的读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李霁野文集》九卷中,译著多达五卷,其他各卷中也都有涉及翻译的文字。

  霁野师有多方面的贡献,这无疑是令人敬重的。但可敬的人不一定可亲。如果学者、教授身上染上了“学者气”或“教授气”,成为一种端架子的怪物,那反倒可能拒人于千里之外。霁野师是一个有真性情的人,有人情味的人。他对花鸟昆虫都喜爱,都欣赏,能从中发现奇妙的美的境界。他喜欢旅游,写下了《江河抒情》、《罗马漫步》等散文佳作。年近八旬,他还揣着一颗童心翻译出囊括了不少爱情诗的抒情诗集《妙意曲》,真是“青春虽逝余情在,花谢花开仍动怀”(《题“妙意曲”》)。为了辅导孙子孙女阅读唐诗宋词,他专门编写了《唐人绝句启蒙》和《唐五代词》这两本普及性读物。小孙子喜欢玩冲锋枪,他利用1978年参加“外国文学研究规划会议”之机先到上海买,未买到又到广州去找。他在给妻子信中表示,如广州没有再到北京买!这就是可敬而又可亲的霁野师!爱心博大的霁野师!

  “爱心博大”当然不是仅表现在关爱家人。霁野师是全国政协第二届至第六届的委员,从1954年起即开始参政议政。他最关心的是民主和法制问题。1979年,他参加五届政协第三次会议,看到了我国政治生活的巨大变化。他在《民主—法制—科学》一文中指出:“创造历史的是人民群众,他们是历史的主人;领袖当然有历史的作用与功绩,但他只是人民的公仆。”“只有摆正了领袖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才是民主的基础,民主的起点。”“民主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必须有法制做保障。”“没有民主,就谈不上法制,没有法制,也谈不上民主。”霁野师不仅写文章宣传民主和法制;而且以政协委员的身份推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霁野师是一个洁身自好的人,从不攀附权贵,但为了解决民众关心的迫切问题,他仍及时向上级反映社情民意。他有一位同乡晚辈,是一位小学教师叫李方炯,1958年的一天早上他负责升旗,因为天色微明,视力又不好,无意中将国旗升倒了,他当时发现,立即改正,但仍被人视为反革命行为,开除了公职,以致无法生活。1979年5月9日,霁野师给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写了一封短信,并转呈了李方炯的申诉书,三个月后,李方炯21年的冤案就得到了平反,很快恢复了工作。1984年元旦,他又为《天津日报》写了一篇《元旦试笔》,建议在天津建成一个确有民族特色的独特文化新区,加上园林化的建筑群及我国特有的藏品,使天津能进入世界文化名城之列,而不要一窝蜂修建千篇一律的高楼大厦。当年2月12日,他将这篇文章的剪报寄给了时任天津市市长的李瑞环,以期引起市领导的重视。同年6月22日,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邓颖超到天津视察,亲切会见了霁野师。当年10月9日,霁野师将天津女师早期毕业生刘淑萱的一封信转呈邓大姐。刘是一位中学教师,她丈夫朱以书在“文革”中被迫害致疯,卧病13年后逝世,希望政协帮助她解决善后问题。同时霁野师又写信给刘淑萱,鼓励她整理出版丈夫的遗作,作为宽慰和忆念。为了协助故乡的亲友落实政策,他多次向安徽省政协和霍邱县政协反映情况。他还跟叶圣陶、冰心、徐伯昕等民进中央的领导人一起,联名提案制定教师法,确定教师节,如今这一提案已经得到了落实。我感到作为政协委员,霁野师始终充满着一种正义感和使命感,虽然无职无权,仍愿竭尽绵薄之力为民“鼓与呼”。

  霁野师一生中的最大幸事,就是作为文学团体未名社的成员得到鲁迅的关怀和培养。鲁迅培养文学青年,首先着眼的是那些“不阔气的作者”,即处于生存困境、具有底层意识的作者。他们当时虽然还不是“高楼的尖顶,或名园的美花”,但希望却正在这一面。在1925年9月至1930年9月的《鲁迅日记》中,关于未名社的记载多达340多条。在现存鲁迅书信中,致未名社成员的信函多达212封,其中致李霁野信有53封。仅从上述统计数字可反映出鲁迅精心浇灌文艺新苗的一侧面。

  李霁野先生有一篇回忆录,题为《鲁迅先生对文艺嫩苗的爱护与培育》。文中说:“鲁迅先生对未名社成员的翻译和创作,在看稿改稿,印刷出版,书面装帧,甚至代销委售方面,费去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先生在看了译稿之后,在要斟酌修改的地方,总用小纸条夹记,当面和我们商量改定。”现在未名社的译稿《往星中》、《黑假面人》和《外套》都保存完好。为了印证霁野师的回忆,我特意调阅了《黑假面人》的译校原稿,的确页页都有鲁迅改动的笔迹,特别是人物译名,几乎都被改正了。比如,将“罗软饶”改为“罗连卓”,“玛锐俄”改为“玛里阿”,“沈卓”改为“山特罗”,“柯锐斯陶法路”改为“克里斯多发路”。有些不甚准确或不甚畅达之处鲁迅也逐一加以改正,如将“板油”改为“树脂”,“助手”改为“仆人”,“嘴”改为“腮帮”,“斑点”改为“斑痕”,“弃毁了”改为“弄颠倒错乱了”,“现在我的妻子失去了”改为“现在我失去了妻子”,等等。漏译之处鲁迅也作了补译,如增加了“以我们爱情的名,我恳求你,帮助我吧”。霁野师说,“他(鲁迅)看改我的译稿那种诚恳认真的态度,使我很受感动。”(《鲁迅先生和青年》)

  十分有趣的是,鲁迅不仅在写作上给予李霁野以切实帮助,还曾帮助李霁野当时的学生、后来的夫人刘文贞发表译作。1934年底,刘文贞翻译了英国约翰·布朗的一篇随笔《莱比和他的朋友》,霁野师托鲁迅推荐给《译文》发表。鲁迅1935年6月16日、7月22日、8月3日致李霁野信中,都谈到了此文刊出和付酬的情况。

  前文提到,霁野师是鲁迅扶持、奖掖的文学青年,霁野师对鲁迅的感念之情更是至深!未名社出版的第一本书就是鲁迅翻译的《出了象牙塔》。接着出版的还有鲁迅的译著《小约翰》,杂文集《坟》,回忆散文《朝花夕拾》。霁野师对鲁迅的敬爱,还表现在珍爱鲁迅手稿这种细小的事情上。鲁迅对自己的手稿并不在意,一般的报刊和出版社发表鲁迅文章之后也将原稿毁弃,以致流失到小贩手中用来包油条,但未名社却将鲁迅的文稿另抄副本付印,使《朝花夕拾》的手稿完好保存至今,实属不易。霁野师1936年4月从英国归来,第一件事就是到上海拜访鲁迅,留下了愉快难忘的印象;万没想到半年后鲁迅遽然去世,这次竟日长谈之后师生从此天人永隔。

  鲁迅去世之后,霁野师含着感激的热泪写了不少回忆、悼念的文章,散见于《李霁野文集》二卷所收的《纪念鲁迅先生》、《华诞集》、《旧怀集》。但最为集中、最具史料价值的无疑是《鲁迅先生与未名社》一书。这本书全是霁野师的亲见、亲闻、亲历,为研究中国现代社团史和文学史者所必读。在霁野师回忆鲁迅的文字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而又引起争议的有以下两段话。

  1956年8月25日,为纪念鲁迅逝世20周年,霁野师写了《鲁迅先生两次回北京》一文,回忆1929年5月鲁迅回北京探亲时,霁野师问鲁迅是否入了党。鲁迅说“并没有,不过他觉得马克思主义是最明快的哲学,许多以前认为很纠缠不清的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看,就明白了。”“不过鲁迅先生最讨厌空嚷嚷的,他多次说到,要建设真正的革命文学,必须先有实践的生活,必须脚踏实地地介绍些可供参考的文艺理论和作品。”我认为霁野师的上述回忆是可靠的,并没有拔高或神化鲁迅。这可以用鲁迅1928年7月22日致韦素园信来印证。鲁迅在这封信中写道:“以史底唯物论批评文艺的书,我也曾看了一点,以为那是极直捷爽快的,有许多昧暧难解的问题,都可以说明。但近来创造者一派,却主张一切都非依这史观来著作不可,自己又不懂,弄得一塌糊涂,但他们近来忽然都不响了,胆小而又要革命。”“史底唯物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另一提法。可见鲁迅1928年使用的书面语言跟1929年使用的口语,表达的意思完全一致。

  近些年来,被一些论者频频引用的还有霁野师回忆录中的另一段记载:“最后相见时,我们谈起深为我们怀念的F君,先生自己并不提这件事,却只说到他的诚实。讽刺着当时的‘革命文学家’对于自己的攻击,先生故作庄重的向F君说,你们来到时,我要逃亡,因为首先要杀的恐怕是我。F君连忙摇头摆手的说:‘那弗会,那弗会!’笑声在耳,先生却已长逝。”(《忆鲁迅先生》,《鲁迅先生纪念集》第68页,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1937年初版)鲁迅提到的“F君”,就是党员作家冯雪峰。霁野先生的此文写于1936年11月11日,鲁迅刚刚去世时,完全真实可靠。不过有些论者之所以对这段回忆有浓厚的兴趣,是想以此证明鲁迅晚年已对共产党产生了幻灭,对共产主义文化产生了幻灭。我以为这种理解是以偏概全。其实霁野师的回忆录写得很清楚,鲁迅所说的那些恨不得要杀他的人,指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的“革命文学家”。他们把鲁迅视为“封建余孽”、“法西斯蒂”“二重反革命”。但这种极“左”的倾向已经受到了中共中央的批评,并在筹组左联的过程中进行了纠正。1976年6月15日,霁野师又写了一篇《我和鲁迅先生最后一次会晤》,回忆1936年初夏他拜访鲁迅的详细情况。这篇文章介绍了鲁迅当时对十月革命道路的向往,以及对中国革命前途的乐观信念。这些内容在上世纪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是不能公开发表的,可以作为《忆鲁迅先生》一文的必要补充。

  霁野师走完了他94年的生命历程,于1997年5月4日撒手人寰。他正如他所崇敬的英国随笔作家乔治·吉辛一样,真诚地工作了一生,做了时间、环境和他的天性所容许做的事情。他回顾自己的一生时,虽然不免留有遗憾,但却有资格坦诚地说,他竭尽了他的力量。如今,他到了那个冥冥世界,在那里,他该不会再遭受抗战时期妻离子散的苦痛,他不会再遭受“文革”期间那种拘禁、鞭打、针刺的迫害,他也大约不会再受到冠心病、坐骨神经痛等痼疾的折磨。不过,在冥冥中,他一定还会挂牵着他尚在人间的亲友和热爱他的读者。其实,他的亲友和读者也在时时缅怀着他。

  1988年李何林老师去世时,作为70年老友的霁野师曾借用英国诗人的诗句,写下了以下悼词:“时光老人只做成半个小偷,你被他偷去了,但是你鼓舞我们的精神力量,他永远也偷不走。”我想,用这句话来悼念同样给读者以精神力量的霁野师,不也是十分贴切的吗?

  http://dzb.rmzxb.com/detail.aspx?id=331912

编辑 聂际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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