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的观念里，唐代是一个“诗的时代”，而且韩柳的古文也影响深远，成为后世文言作家的典范，所以唐代口语应该是文言体，也就是男女老幼平时说话都是“之乎者也”。其实这只是书面语留给人的假象，“之乎者也”在唐代口语中是不存在的。有两个证据可以说明这一点：

　　其一，柳宗元曾经给一位叫杜温夫的年轻书生写信，史称《复杜温夫书》。柳在信中批评杜生说：“但见生用助字，不当律令，惟以此奉答。所谓乎、欤、耶、哉、夫者，疑辞也；矣、耳、焉、也者，决辞也。今生则一之。”柳宗元所说的“助字”，教科书上称为“文言语气词”。他认为“乎、欤、耶、哉、夫”这几个“助字”是表疑问语气的，“矣、耳、焉、也”是表肯定语气的，这是对的。

　　古代语言、文学研究者都注意到了柳宗元这段论述，文学史家赞其提携后进，语言学者则肯定其第一次将语气词分为传疑、传信二种，这都有道理。但引起笔者好奇的则是杜温夫其人。从情理上推测，杜生虽然未必称得上“名士”，起码也算得上当时的一个“写家”，但他何以连疑问词与肯定词这么简单的语言知识都不懂呢？如果这些语气词就存在于唐代口语中，而这位不懂用法的年轻人又如何与人进行口语交流呢？他难道会在向别人发问时用肯定语气，而在回答别人的问题时反而要用疑问语气吗？在现代口语中，“啊、吗、呢、呀”表示着不同的语气，要表达什么语气就用相对应的语气词，这是连牙牙学语的小孩子都掌握了的，幼儿园的小朋友问：“妈妈来了吗？”只可能用“吗”，不可能用“啊”、“呢”、“呀”。杜温夫竟将全部语气词混为一谈，犯了正常人不可能犯的错误，原因何在？只能有一种解释，即唐代口语中并不存在这些语气词，而他又没从前人的文章中体会出这几个语气词的用法，故发生错误也就不可避免了。

　　柳宗元最后为杜温夫提了建议，也说明了同一问题：“宜考前闻人所使用，与吾言类且异，慎思之，则一益也。”他让杜生对这些语气词在前代名人文章中的用法好好体会，就会明白它们的用法了。柳宗元何以让杜生从前人著作中去寻找问题的答案，而不是从口语实践中去学习呢？原因正在于，这几个语气词的用法其实只是一种书本知识，并非口语实践问题。柳宗元对杜生的教导，当然是他自己的经验之谈，因为他就是从前人书本上而不是从口语中学到的这些知识。

　　其二，唐阙名《玉泉子》载，唐元和年间的宰相李绛有个侄子叫李据，没读过书，托祖荫而得官。一次他判人该打五大板，判词写的却是：“如此痴顽，岂合吃杖五下。”他的本意是此人应挨五大板，但因不懂“岂”的用法，将判词写反了。手下人赶忙提醒他说，“岂合吃杖”是“不合吃杖”的意思。李据却不买账，反而强词夺理地说别人不懂：“公何不会？‘岂’是助语，共‘之乎者也’何别哉？”他认为“岂”是助语是对的，但进而认为“岂”与“之乎者也”的用法没有什么区别，则很荒唐。

　　这说明，唐代口语里不但没有“之乎者也”，连“岂”字也是没有的，否则，李据何以不懂“岂合”就是“不合”的意思，以致闹出笑话？手下人既然用“不合”提醒他，说明“不”才是唐代真正的口语。而“岂”只是当时的书面语，李据没文化，又想卖弄，结果把意思弄反了。这个故事的开头就特地点出李据“不知书”，他不懂“岂”的含义并与“之乎者也”混为一谈，正是“不知书”的结果。因为这几个词都是书面语，不识书的人不可能分清它们的用法。如果唐代口语中有这几个语气词，即使“不知书”，他也不可能弄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