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视察科研成果。左一为何炳林。
（上接B01版）
1956年，何炳林和陈茹玉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踏进国门、看见国旗的那一瞬间，陈茹玉流泪了。
“锦书”寄学长 万里归乡梓
“等解放了就回来。”夫妇二人出国时都说，深造是为了学成报国，但他们不曾预知，回国的路竟然走得这样艰辛。
新中国成立时，陈茹玉已经考入了何炳林所在的南加州大学，两人再次同窗共读。他们还参加了留美科学工作者协会，它是在周恩来运筹之下成立的进步组织，主要工作是协助中国留学生回国。陈茹玉到美国的第二年，他们的二儿子出世了。陈茹玉在孩子出生几天后便出现在了实验室。为了通过两门外语的博士学位预试，清早起来，他们轮流一手抱小孩，另一手拿着德文或法文书学习。那时，他们一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的觉。就这样，不到一个月，他们的两门外语都通过了。
三年后，夫妇俩在印第安纳大学获得化学博士学位，准备回国。怎料中美双方在朝鲜半岛的激战正在进行，这场战争使中美两国的关系降至冰点，美国政府规定，理工科的中国留学生一律不准回国，违者将判五年监禁。何炳林和陈茹玉的回国申请多次遭拒，移民局甚至扣押了他们的护照，并谎称“扔掉了，没有了”，陈茹玉却一点都不怕，说“没有我也要回国，你再给我弄一个来”。他们因此被怀疑是中共党员，住宅曾被搜查。
回国的愿望成了泡影，何炳林只好到美国纳尔哥化学公司工作。他的才干和优异的工作成绩受到公司的重视，被聘为高级研究员。公司一年晋升他两次，加三次薪，他却表示“不管给我多少钱，都留不住我”。于是，他一面工作，一面四处奔走呼吁，继续向美国政府递交回国申请书。美国移民局因此多次对他们夫妇进行审讯，并明确表示不准他们回国。
1953年秋，何炳林得知中美将在日内瓦进行停战谈判，便与十几位同学和朋友联名给南开校友周总理写信，要求回国。1954年周总理率政府代表团参加日内瓦会议时，他们向国际知名人士呼吁，配合了周总理在日内瓦与美国代表团的谈判，抗议美国阻挠他们回国。经过多轮谈判，1955年春，美国政府终于同意何炳林等人回国。
临行前，美国国务院寄来永久居留美国的申请表格，企图“动摇军心”，何炳林毫不犹豫地把信撕毁了。当时美国对中国采取了全面封锁、禁运政策，夫妇二人还是想方设法把平时搜集的大量科技资料化整为零，分期分批地寄给国内的亲友。他们还用自己的积蓄买回了国内工作急需的仪器和化学试剂，装在一只破旧箱子里。海关移民局注意到他们有这么多行李，就说要逐一检查。何炳林害怕了，情急之下，他给了检查人员10块钱，终于顺利过境。这或许是何先生一生中唯一一次“走后门”。
1956年，何炳林和陈茹玉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踏进国门、看见国旗的那一瞬间，陈茹玉流泪了。早年挥别幼子她没有哭，后来何先生过世她也没有哭，但这一次，她情难自禁。
他们有许多共同的生活经历，却又有着不同的工作内容。他们是相濡以沫的夫妻，但又保持了相对独立的人格。
不开“夫妻店”
各垦“处女地”
终于回到了阔别10年的祖国，何炳林和陈茹玉第一时间来到母校南开大学，并在恩师杨石先的邀请下，同时进入化学系担任教授。夫妇二人住进了东村一所简陋的平房小院里，开始了中国科学家的生活。
世人皆知，何炳林以研究离子交换树脂和吸附树脂著称，陈茹玉则以研究新农药和具有生物活性的有机磷化合物闻名。殊不知，他们曾经都是农药研究领域的翘楚，完全可以一路携手并肩走下去，后来“分道扬镳”全是为了祖国的需要。
何炳林曾开玩笑说：“都搞一个专业，不就成了夫妻店了？‘近亲繁殖’不利于学术发展。发表论文时一篇文章有两个人的名字，多不好。”
在美国时，何炳林在公司研究农药及用于水处理的药物。回国前，有同事要他帮忙买离子交换树脂，何炳林写信去买，结果接到回信说这个不能卖，因为是不能出国的国防用品。于是何炳林展开了调查，得知这种树脂可用于提取原子弹的原料——铀。他决定不搞农药了，而是改为研究离子交换树脂，因为“美国有原子弹，中国也得有原子弹，才能不被欺负”。回到南开园，何炳林利用带回来的当时国内不能生产的5公斤二乙烯苯和10公斤乙烯，开始了我国最早的离子交换树脂研究。仅用了两年时间，他就成功合成出世界上当时所有主要的离子交换树脂品种，其中就包括苯乙烯强碱201树脂，为我国国防部门成功提取核燃料——铀、为我国原子能工业的诞生、为我国首颗原子弹的成功爆炸都作出了卓越贡献。1958和1959年，毛泽东、周恩来先后到南开大学何炳林的实验室和生产车间视察。何炳林也因此被誉为“中国离子交换树脂之父”。
1981年，何炳林以63岁高龄开辟新的事业，成为首个在生物医用高分子领域发表论文的中国人。研究方向拓展到生物医用材料后，何炳林主持研制出一系列高选择性吸附分离功能高分子材料。南开大学开发生产出远销海外的微米级固相有机合成载体，成为世界上同类产品的两个生产基地之一。何炳林的工作大都具有开创性，正是这些开创性工作奠定了他的大师地位。直到今天，离子交换树脂技术仍是我国高分子工业里唯一无须引进的技术，且在世界具有领先地位。
他们有许多共同的生活经历，却又有着不同的工作内容。他们是相濡以沫的夫妻，但又保持了相对独立的人格。回国后，陈茹玉在南开大学校长杨石先的安排下，为了国家大办农业的需要，开始了她毕生从事的有机磷化学和农药化学的研究工作，并筹建两个研究室。当时，我国的农药化学事业基本是一片空白，而果树蔬菜的虫害十分严重。在陈茹玉的带领下，终于合成了效果很好的有机磷杀虫剂“敌百虫”，和防治小麦锈病的“灭锈一号”。这些研究成果投入生产和使用后，填补了我国农药的空白，也为我国遭受严重病虫害的农业挽回了巨大的损失。1962年，陈茹玉作为全国唯一的一所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的创始人之一，也创建了国家第一批重点学科、第一批博士点、第一批博士后流动站、第一批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国家农药工程研究中心。
陈茹玉说过，“当时国内元素有机化学研究还是一片处女地，我是根据国家需要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向的。”上世纪70年代，防除野燕麦的“燕麦敌2号”、除草剂“磺草灵”、植物生长调节剂“矮健素”都在她的手中相继问世。80年代，她更上一层楼，不仅研究成功能使大豆、花生等作物产量增加10%到30%的“七八四一”号植物生长调节剂，她所在的元素所也成为我国唯一的农药筛选中心。此外，她还进军天然产物农药的研究领域，努力闯出一条创新我国农药的路子来。
每周一三五的早上，准点来到南开大学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上班，这个习惯陈茹玉一直坚持到86岁。在85岁高龄时，她还带领着一个博士和硕士的团队，进行抗癌新药物的研究。她认为，癌症是世界上最难治的疾病，植物病毒则是农业上难解决的病害，从事这两方面的科学研究是21世纪“人口与健康”和国计民生的重要课题。新报记者 王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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