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秉钦
李霁野(1904~1997)，是我国著名的文学翻译家、外语教育家、鲁迅先生的学生和战友。1924年开始翻译第一部文学作品俄国著名作家安德列夫的《往星中》，由鲁迅创办的未名社出版，并从此结识了鲁迅先生，成为了未名社的一员。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思想，实际上存在着两大源流。第一源流是美国和西欧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以个性主义和自由主义为主要标志的文化思想；第二源流是俄国和东欧被压迫民族、国家的以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为基本精神的文化思想。在“五四”以前，由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和封建士大夫开明人士(以梁启超、严复、林纾等为代表人物)主宰的近代译坛，“向西方寻找真理”，主要是从第一源流引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个性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文化思想，认为这些国家是世界先进的国家，是人类的自由世界，连它们的学术和文艺也都带着诱人的温和色彩。
然而，李霁野先生在鲁迅的光辉翻译思想指引下，却把目光投向第二源流，集中在正处于“专制与革命对抗”的俄国和处于“抵抗压迫，求自由解放”的东欧诸国的文学，认为这些国家的文化思想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富于时代的革命色彩，想引进同样处在被压迫、被奴役地位的“斯拉夫民族”觉醒反抗的呼声来振作“国民精神”，唤起沉睡中的国人，以求挽国运于垂危，达到“立国”之目的。当时人们把来自第二源流的文学称为“外国新文学”。李霁野翻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1934年)，阿克萨科夫的《我的家庭》(1936年)，涅克拉索夫的《斯大林格勒》(1949年，后改名《在斯大林格勒战壕中》)等。后来才开始翻译许多英美文学名著。最著名的当推英国作家夏绿蒂·勃朗特的《简·爱》(1934年)，它一出版就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1935年被列入《世界文库》。
英国著名作家夏绿蒂·勃朗特的自传体小说《简·爱》在30年代先后出现了两个中译本：有伍光建先生的《孤女飘零记》和李霁野先生的《简·爱自传》。李先生对待翻译的态度一向严肃认真，一丝不苟，这一点为译界后人所景仰。当年，茅盾先生在接到李先生《简·爱自传》那“字字工整娟秀的原稿”时有一段十分感人的评语，他说：“李先生一向在天津教书，《简·爱自传》大概是课余的工作，这么三十万言的长篇而抽空翻译，大概也颇需年月，当他不声不响译完，乃至全体抄得很工整，寄到了上海时，朋友们都为之惊异不置。”李先生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严肃的学风在他后来主持和执教南开大学外文系近半个世纪的外语教育生涯中，已成为他惯有的风格，我们作为他的学生受到深深的感染。
李霁野的翻译思想一贯主张“直译为主，意译为辅”的原则，是一位典型的直译派。茅盾先生十分赞赏李霁野的翻译观，他曾高度评价李先生运用“直译法”原则翻译的《简·爱》。他曾专门写了一篇翻译评论《〈简·爱〉的两个译本对于翻译方法的研究》。茅盾认为，李霁野的“直译法”，追求的是译文的形式和内容的和谐统一。他不赞同伍先生的为“避去欧化句法”而采取“缩小”和“删节”的译法，这样只能做到“译意”，而不能“译味”，也就是说，只能“达意”而不能“传神”。认为李霁野的译文既符合原文的意义，又保持了原文的句组织法和原文的委婉风格。例如，李译“寒冷的冬风刮来这样阴沉的云和这样侵人的雨”，比起伍译“刮起冬天的寒风，满天都是乌云，又落雨”，更为切合原文，更为妥帖。诚如茅盾先生所说：“如果我们将这两段译文读着读着，回过去再读原文，我们就不能不承认李译更近于原文那种柔美的情调。”这说明李霁野的译文既注重对原文的忠实，又注重原文的风格。追求译文不仅意到，而且形到、情到。这就是为什么李霁野先生翻译的《简·爱》一出版，就被列入《世界文库》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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