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 沛
在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上，南开大学算是一个“异类”。不仅在于它是民国时期私立大学中的佼佼者，名师集合，人才辈出，更因其在抗战初炮火中毁于一旦，却又能依赖舆论及政治力量的运作得与北大、清华联合并肩且跻身国立，摆脱办学困窘并时来运转。其实，南开命运转机的背后，既有蒋介石欣赏、尊重张伯苓执掌南开的教育理念和利用张氏提升政府形象的意图，有蒋介石视南开大学为战时中国教育界不屈标志的象征意义，有校长张伯苓对国民党政权的支持并借蒋介石而为南开化缘存续的“私心”，当然也有蒋张相交日深的友情。
一、教育理念近似而惺惺相惜
严修、张伯苓早期先后考察日、美两国的教育，特别强调教育之于近代中国崛起的重要性，私立南开学校的成长、南开大学的发展，是严、张实践“教育救国”理想的努力，其在南开倡导的“文以治国、商以富国、理以强国”的学科理念也源于此。此外，张伯苓又把对人精神面貌的塑造、务实风格的培育，视为知识教育不可或缺的构成。张伯苓的教育思想及南开学校的成功，与蒋介石早年对日本教育的深刻记忆、其在新生活运动中所倡导的理念及其对基督教的信仰不谋而和，从而羸得了蒋介石对张伯苓及南开大学的推崇和尊重。蒋介石几次欲请张伯苓出任要职，以壮国民政府名声。张伯苓也深知利用政治人物的能量对于南开学校生存的重要性，极力靠拢中枢，以求获得更多的教育资源扶植南开大学的发展。
1931年1月初，张伯苓为获得政府对南开大学的补助款赴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宴请张伯苓问计教育，并表示支持南开学校的建设，此为两人交往的开始。此后，张伯苓多次致信蒋介石请求给予南开经费支持，蒋介石则电请主政华北且极为尊重张伯苓的张学良代为“拨款为助”。九一八事变后，“认识日本较切”且深忧国难必至的张伯苓，预料中日必起战事，预为南开学校“早事准备”。1935年冬，张伯苓游历四川后决定在重庆创办私立南渝中学。1936年1月，张伯苓致信蒋介石与教育部长王世杰以“华北环境恶劣”和“深觉全国优良中学之缺乏”为由，提出在重庆创办南开中学第一分校，请求支持。蒋介石当即赞助5万元，后又承诺由教育部每年给予经常费用。春，张伯苓派人赴重庆沙坪坝以2.8万元购地400余亩建造南渝中学校舍。8月下旬招考，投考者近千人，令张伯苓十分兴奋。张伯苓称蒋介石这一“交举”，是其抗战前“即认定四川为我民族复兴根据地，建设四川即所以建设中国，故乐于助苓在川设立分校，其眼光为何如哉！”，奉承之意明显，或许只是蒋介石拉拢教育界名流的一个举措，但此时蒋张关系相当亲密已是不争事实。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扣押蒋介石，中外震惊。南开教授会立即通电谴责张学良。1937年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已有建设西南基地的构想，蒋介石曾有请张伯苓出长四川大学的设想，但被张伯苓以“在先与严范孙先生有誓约，愿终身办理南开”婉拒，蒋介石也只能作罢。
二、“有中国即有南开”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抗战全面展开，天津随即陷入战火。7月29日凌晨，以南开大学为据点的国民革命军第29军第38师一部，从八里台进攻海光寺日本兵营及日租界。7月29日下午，日军飞机重点轰炸天津重要设施及军事目标，驻守南开大学的第38师预备营被炸死百余名官兵，秀山堂、木斋图书馆被毁。30日下午，第29军残部撤退后，日军乘车携汽油至南开大学纵火，思源堂、芝琴楼、教授宿舍及邻近民房“尽在火烟中”。私立南开大学毁于战火，是抗战开始后中国高校中的第一所。据统计，损失约为663万元法币。
7月初京津战事爆发时，张伯苓正在江西庐山参加由行政院长蒋介石主持召开的商讨国是谈话会。在蒋介石代表国民政府公开表达抗日决心后，张伯苓在7月20日的教育组谈话会上率先提议：“我们应不分党派，团结在一起，服从蒋委员长的领导”。与会人士集体签名发表拥护国民政府的宣言。随后，张伯苓赴南京。29日夜，张伯苓得知南开大学被炸的消息，悲痛欲绝。30日晨，教育部长王世杰慰问张伯苓郑重表示：“大变敉平，政府必负责恢复该校旧有规模”。下午，张伯苓向《中央日报》记者发表谈话：“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故本人对于此次南开物质上所遭受之损失，绝不挂怀，更当本创校一贯精神，而重为南开树立一新生命”。
在抗战初期的特定氛围中，被毁的南开大学作为战时中国一个惨痛象征，引发了广泛关注和同情。黄炎培称：“今敌人发于政治上的凶欲，有意毁灭南开大学，适足以证明被毁灭者不但在文化上有伟大贡献，致惹起敌人的嫉恨，并且它所养成的青年，他们的思想与能力是给民族前途以重大保障，使敌人发生不容并立的感觉，致出于最残酷的一种手段”。日军“能毁灭我有形的南开大学校舍，而不能毁灭我无形的南开大学所造成的万千青年的抗敌精神，更不能毁灭爱护南开大学的中华全国亿万民众的爱国心理”。蔡元培、胡适及茅盾、郭沫若等文化名流、上海各大学联合会纷纷致书电慰张伯苓。
南开被毁，也成为国民政府营造抗战精神、凝聚教育文化界人心的最佳时机。8月1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约见平津教育学术界人士张伯苓、蒋梦麟、胡适、梅贻琦、陶希圣等。会谈中，痛感30余年办学心血被毁的张伯苓慷慨而言：“南开已被日军烧掉了，我几十年的努力都完了。但是只要国家有办法，能打下去，我头一个举手赞成。只要国家有办法，南开算什么？打完了仗，再建一个南开”。掷地铿锵的一席话，展现了爱国教育家张伯苓的高风亮节，也深深感动了蒋介石。蒋氏当即郑重承诺：“南开为中国而牺牲，有中国即有南开！”
蒋介石这番话，不仅表达了政府坚持抗战的决心，也极大提升了南开大学作为战时被毁教育机关的标志性意义，南开的历史轨迹由此巨变。
三、跻身西南联大
不管8月1日蒋介石支持重建南开的讲话出于何种考虑，其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直接影响着教育部优先考虑对南开大学的安置。
8月中旬，在蒋介石推动下，教育部在南京与参加庐山国是谈话会后不及北归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校长进行协商，商讨平津失陷后救济三校的办法，确定救济学生、保证教授继续服务、提升内地高等教育的原则。经蒋介石批准，教育部决定在长沙、西安各设立一所临时大学。8月28日，教育部宣布以张伯苓、梅贻琦、蒋梦麟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委会常委。由于战前清华大学在长沙修建了一所新校舍，正可用来安置三校师生。梅贻琦遂放弃北上计划转赴长沙筹备临时大学事宜。9月10日，教育部宣布由撤出平津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组长沙临时大学。
此时，推动三校合组“长沙临大”的因素有四：一、私立南开大学规模虽小但极具特色；二、张伯苓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为蓝本办学，与欧美留学生占主流的清华、北大具有较多认同感；三、南开毁于战火，引发教育、文化界高度关注；四、三校校长关系密切。清华校长梅贻琦出身南开中学，向以张伯苓学生自居；北大校长蒋梦麟也对张伯苓极为敬重。这种不同寻常的人际关系，也是三校合作的重要因素。此外，倡导三校合作者还有时在南京中央研究院的胡适和傅斯年等文化名流，影响力自然非同一般。
1937年12月，战事的发展使武汉、长沙有沦陷之虞，长沙临大搬迁与否成为师生议论的焦点。湖南省主席张治中表示，长沙绝对安全，省府全力支持“临大”办学。但长沙临大常委们认为，应该提前从容搬迁，以免战火临近导致重大损失。他们决定迁至云南省会昆明，一是昆明地处西南较为安全，二是有滇越铁路可与国外联系，图书及设备的采购较为方便。迁校方案上报教育部后，蒋梦麟又专程赴武汉向蒋介石汇报。
1937年底，教育部对全国高等教育布局进行战时统一规划，既有“因战事而失业之教员与费用断绝之学生，流离失所，亟应救济”的原故，要“为国储才”，也为发展西部高等教育、推进边疆文化起见，决定长沙临大移驻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随后，长沙临大开始了长达数月的艰难搬迁。1938年7月1日，西南联大在昆明正式建立。
自1937年11月起，教育部开始拨给南开大学国立经费。在抗战最困难之时，私立南开的办学费用依靠自筹根本无法生存，而转由国家负担则压力顿减；学校因与北大、清华联合在教学、科研上受益良多而渐成强势，在国际上也因三校毕业生大批赴美留学后成就斐然而声誉日隆。战火了摧毁了南开旧址，诸种机缘叠合使南开国立而得以存续，其中蒋介石的作用不可低估。
四、“国立”抑或“私立”
1941年12月7日，日美战争爆发。蒋介石认为，强大美国的参战，是中国抗战的一大转机。此时同样敏锐意识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暴日自速其败云，我与同盟国之胜利为期当不远”的张伯苓，思绪已透过战火为南开大学的战后复校而未雨绸缪。在当时的西南联大，南开部分规模最小，教授仅占联大总数的十五分之一，既与战前相比大为减少，“将来复校必感才荒”，须提前予以谋划。
1942年春节前，张伯苓拜会蒋介石就南开复校问题进行沟通。蒋介石“仍本‘有中国即有南开’之诺言，允对我校复校时，与国立大学同等待遇”的承诺，使张伯苓充满自信。此后，视南开如己出的张伯苓，多次召开南开复兴筹备会，坚持复校南开“私立”的主张，得到各位教授的支持。此时复校虽只是构想，但张伯苓心中有底，因为“南开得有元首之奖掖，邦人之提携，将来复校工作，前途绝对乐观，可断言也”。
1945年8月11日，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张伯苓即上书蒋介石，强调南开师生对其“有中国即有南开”的诺言“咸为感泣”，并提出三个要求：一、“南开大学未来之发展，需费颇巨。在最初十年所需之款，拟请按照北大、清华经费数目，由政府拨付”；二、由于南开原址的校舍设备均被毁坏，“拟请政府就华北敌产中，指定相当财产，予以赔偿，并作学校永久基金”；三、“上项敌产，在未能奉拨变价之前，并请准先由政府拨借相当款项，以便赶工兴建宿舍，并积极进行复校工作”。张伯苓声明：上述三点主旨在于“使南开由敌人侵略而毁灭者，得由敌人产业之赔偿而复兴”。
在此，深知利用与蒋介石关系的张伯苓，既以蒋介石允诺为巧妙说词，又合情合理要求以敌产赔偿南开被毁财产，更力求争取南开在经费分配上与北大、清华比肩。其实张伯苓深知，战后中国百废待兴，高校复员所需经费极大而能得政府资助数额极小，如能求得敌产相抵，是当时可以想到并能力争的最佳办法。
蒋介石认为，经费事宜可以商量，但为了避免其他学校群起效法，提议南开大学“商改国立”，这使张伯苓犹豫再三。随即，文官处与张伯苓就南开大学经费及改为国立之事进行了沟通与妥协。张伯苓在给蒋氏第二封信中提出：南开复校经费，“拟请政府成全始终”，10年内逐年递减十分之一，至第11年，南开改回私立，经费自筹。文官处认为，南开有关复校经费的提议，“虽无前例，惟念该校历史悠久，办理确具成绩，在抗战期间与北大、清华合组西南联合大学，其经费即全部由政府负担。战事结束后，三校将分别恢复，倘南开以私立之故竟因经费无着而致停顿，实非政府维护教育之至意，似可逾格扶持，以示奖励”。
蒋介石在同意张氏建议后，即将张伯苓信及文官处呈文批给行政院长宋子文，认为南开复校经常费由政府每年拨付可以照准外，希望就敌产赔偿校产的做法先制定一个方案以便施行。宋子文立即指示教育部核议文官处所提南开复校经费支付方案并照准执行，但他认为以敌产赔偿校产的方法，在国民政府关于敌产接收办法尚未出台前，“似未便有所决定。拟俟将来处理华北敌产时，再行酌办”。至此，张伯苓通过与蒋介石的特殊关系，事实上解决了南开战后复校的经费问题。从此后因国共内战而致经济迅速崩溃、教育几近瘫痪的局面来看，如果当时南开不依靠国民政府解决经费来源的话，其命运真是难以测定。
1946年4月3日，蒋介石批准教育部提出的南开大学改为国立的“签呈”，在拨付西南联大复校资金30亿法币中，南开分得8亿元。以南开师生在西南联大的规模看，此项经费分配实已超额。4月9日，教育部宣布南开大学改为国立，张伯苓仍任校长。从此，南开大学进入国立时代。
五、“介入政治”与拒绝南下
抗战爆发前的张伯苓，全身心投入南开的事业，有“不介入政治”的信条。抗战爆发击碎了他“教育救国”的梦想，也使他积极投身于抗战救国的洪流。从1938年4月当选国民参政会副议长始，张伯苓逐渐登上政治舞台。其中，希望借助教育家支持以增威望的蒋介石，在推动张氏进入仕途中作用至关重要。1944年元旦，国民政府为张伯苓颁布一等景星勋章以示奖励。4月5日，张伯苓70寿庆，蒋介石亲书“南极辉光”条幅祝寿。
抗战时期，积极参与救国大业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但张伯苓也由此得以一窥权力运作的诀窍并借此实现了存续南开事业的愿望。而战后残破的经济状况，使通过民间力量恢复南开大学变得难以企望。于是，张伯苓不得不依赖政府力量恢复南开。1946年7月，在张伯苓授意下，南开大学再次呈文蒋介石要求其协助解决南开大学复校问题。12月18日，从美国治疗前列腺肥大症归来的张伯苓。1947年3月，张伯苓回到天津。11月24日，张伯苓以13万余张选票当选为天津市“国大”代表。1948年5月，中华民国实行“行宪”，蒋介石邀请张伯苓出任“行宪”政府首任考试院院长。张氏同意到南京“跑跑龙套”。7月6日，张伯苓正式出任考试院长。此时积极投身政治的张伯苓，既有感于蒋介石多提关照之情，更有以之为南开持续打开复校财路之虑。
根据当时教育部相关规定，国立大学校长不能同时兼职。张伯苓在南开的声望无人能及，师生不愿其离职，张氏本人更不愿离开寄托其生命的事业。鉴于此，蒋介石认为可以打破规则，仍以张伯苓为校长，由经济学家何廉代理校务的方式解决此事，并面告教育部长朱家骅照办。朱家骅对张伯苓的教育理念另有成见，不愿张氏兼任南开校长，故教育部坚持任职规则不变。
与此同时，答应接长南开的何廉从美国归来，受命于危局中。10月19日，行政院正式发布张伯苓辞职、由何廉出任南开新校长的命令。张伯苓不久即离津赴京。11月底，因局势突变、交通阻断且人民解放军即将占领平津，南下上海探亲的何廉无法返津，只得再次赴美。直至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攻克天津，南开大学处于无校长主政、由黄钰生、杨石先等代为管理的状态中。
随着战事逐渐明朗，国民党统治岌岌可危。1949年9月，国民政府迁至重庆。蒋介石曾两次专程到重庆沙坪坝津南村会见只身养病的张伯苓，希望他随国民政府迁台。蒋氏当面许诺：张氏只要走，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腰不好，可以在飞机上专设卧铺，家属均可随行。
此时，张伯苓接到了周恩来托南开校友带去的香港来信：“老同学飞飞不让老校长动”。年事已高的张伯苓，不愿远离家乡，相信有周恩来照顾，必然无忧。于是，张氏拒绝了蒋氏邀请并坚辞已无事可做的考试院长。蒋介石离开重庆赴台后，再令蒋经国催请张伯苓：“给先生留下一架飞机，几时想走就几时走”，但张氏以“不愿离开南开学校，更不想离开祖国”为由拒绝，为蒋张关系、蒋介石与南开的关系划上了最后的句号。
此后，蒋介石在台湾对张伯苓动向仍很关注。1951年2月27日，得悉张伯苓病逝的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了“痛悼无已”的字句。不久，台湾为张伯苓举办了隆重的追悼大会，蒋介石亲写挽联以志哀悼，党政军首脑集体出席。以后，每至张伯苓逢十华诞纪念日，台湾都要举行纪念会。1975年4月5日，是蒋介石生命终结的日子。据蒋经国回忆，当天早晨，蒋介石精神较好，还曾向蒋经国征询有关张伯苓百年华诞纪念活动的准备工作。两人友谊显然已非简单的政治利用可以解释的了。
结语
作为一个政治家的蒋介石，如果说他在与张伯苓的交往及对南开大学的支持中毫无政治考虑，似也不合情理。在1930-40年代的动荡年代，极力巩固统治权威的国民党政权，十分看重知识群体、教育界的支持，除了蔡元培、胡适等教育界名流“投入政治”外，张伯苓则是另一个声誉日隆的私立教育的代表人物。因此，蒋介石对他的争取可谓“公私兼顾”。而视南开学校如生命、在教育界历练经年的张伯苓，也非意气用事之士，很少有人知道张伯苓对国民党政权的真实想法，但其对于中枢的“关爱”却是来者不拒。在各怀心腹事的交往中，张伯苓的支持使得国民党政权获得了不少分数，而张伯苓的收获则是私立南开学校和后来的国立南开大学在动荡年代的基本生存条件——持续的拨款与跻身西南联大，这份收获的价值在今天可以看得更加清晰。
由于1949年后大陆政治评判带来的影响，在今天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的校史记载中，蒋介石实在是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甚至是有意淡化的因素，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从南开大学的发展史上看，1937年的战火毁校，既可以视为私立南开的结束，也可以视为其以另一种生存方式得以重生。但无论如何，蒋介石与张伯苓的交往及诸多政治因素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应被忘记的。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浸染着的政治色彩及历史复杂性，于此可以得到更多的体会。(原文题为“蒋介石与张伯苓及南开大学”，以“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南开大学的存续发展”为名发表，原载《团结报》2010年7月29日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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