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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胡春萌 通讯员张剑
龙以明，1981年获南开大学硕士学位，1987年获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博士学位，继而在苏黎世高等理工学院数学所从事博士后研究,1988年底回到南开大学从事基础数学的科研与教学工作。现任南开大学陈省身数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1978年，30岁的龙以明考取了南开大学数学系研究生，成为“文革”后第一批硕士研究生。1983年，当时在南开大学任教的龙以明被公派赴美留学。1987年威斯康星大学西格玛-柯塞研究会将1987年度优秀博士论文奖首次颁给了一个中国学生——39岁的龙以明。1988年龙以明回到母校，成为南开大学陈省身研究所的新生力量。
在陈省身数学研究所宽敞的办公室里，记者见到了这位陈省身数学研究所如今的领军人。龙以明说，现在南开引进优秀人才的重要砝码之一，就是提供优越的科研环境，让他们专心做学问。
“文革”以后，整个科学界百废待兴。当时国内有国际地位和影响的数学家较少。通过各种途径选派优秀的中青年学者到国外深造，是当时学界的重要举措。在那个崇尚知识，尊重人才的年代，对选派出国留学人员要求很高。我通过了南开大学与教育部的遴选与考试，得到了使用世界银行贷款出国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
当时我就读的威斯康星大学位于美国小城麦迪逊，在数学方面，可以排到全美前十名，研究生课程的水平是相当高的，很多课由在国际上有相当知名度的数学家讲授，不少课程的内容，当时在国内是听不到的。威斯康星大学的工作做得很细，开学第一周，指派了三个教授辅导研究生选课，我第一学期选了三门课，旁听三门课，教授很吃惊：“不行，这样吃不消的。”可是这些课程如果这学期错过了，下学期大多不会再重复开课，就很可能失之交臂，因此坚持了下来。
当时在威斯康星大学一共有三百多名大陆的学生，是当时在美大陆学生最多的三个高校之一。1999年我有机会再次回到麦迪逊做报告。谈到八十年代的事，系里的教授们对那些中国留学生的水平和能力还记忆犹新，给予了一致的好评。
有人说那一代留学生是非常优秀的，确实如此。不是我们比别人更有天分，是我们太珍惜学习机会了。国内已经筛选了好几遍，能获得机会的一定是国内各个方面最优秀的学生，而且中国本科教学水平高，学生基础扎实。
在攻读博士期间，我受到苏黎世高等理工学院数学所所长Moser教授的邀请，去瑞士做博士后。1988年1月1日，我到了瑞士。Moser先生和陈省身先生合作过一篇文章，他们在美国时就有交往。由于这个机缘，1988年夏天，陈先生和太太到了苏黎世，我们见了面。当时，我向陈先生介绍了自己的研究，并告诉他将在博士后结束后回南开数学所工作。他很高兴，鼓励我回南开数学研究所作出有自己特色的工作来。
1983年我出国时，在数学研究方面国内外的差距非常大。本来在“文化大革命”前，在学苏联的方针指导下，国内一些方向上有了相当的发展，但“文革”期间数学研究工作整个停顿下来，差距就拉得很大了。
最明显的是师资水平的差距。带头人的水平决定了整个学术队伍的水平。我在美国留学的时候，美国给研究生开的课，一年级的基础课一般国内都可以开，但是之后的课，水平上的差距就很大了。威斯康星大学的教授一般是在国际数学界很活跃的学者，他们给研究生开的课多是自己正在做的课题。这样一来，学生就可以很直接地接触到国际上的热点问题，能很快融入国际前沿研究中。这些教授给学生的课题题目，只要可以作出成果，就能够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关注。这对人才的培养是非常有利的。我在国内读研究生时老师指导学生的方式，往往是研读一些与课程有关的学术文章，看是否有没解决的问题或是适度拓展一下。这常常使得学生对于国际学术前沿相关领域的现状了解不够。有时候学生费的力气不小，但是拿到的课题学术重要性不够或不是国际上热点问题，即使作出成果，也很难得到国际同行的关注。
1985年，陈省身先生在南开大学创办数学研究所，搞了十年的学术年，一年一个领域，请了很多国际知名的学者来讲课。这些人很多都是陈先生亲自出面邀请的。例如曾经讲过课的格利菲斯教授，现在是美国科学院院士，曾任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长，他曾是陈先生的博士后。当时全国各地的人都到南开大学听课，使得很多数学人才不但提高了水平，更可贵的是通过这个机会了解了当时世界学术发展的状况，开阔了眼界。国内的一些优秀教师也集中到南开数学研究所授课做研究。这种广泛的交流，给“文革”后的中国数学界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头，顺利与国际数学界接轨。今天在国内数学界站在前列的学者，包括国际上一些数学领域有所成就的华人，都曾从这些学术活动中受益良多。
现在各高校的师资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每四年一次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会邀请在过去四至八年中作出突出成绩的各国学者作报告。2002年那届大会有11名大陆数学家作报告，明年会议在印度召开，大陆有8人被邀请，可是2002年之前的历届会议，总共只有七八人受邀。由此可见近年来我国数学界的发展水平。
教师的水平高了，学生的水平也在提高。我留学的时候，当时国内培养的研究生水平没有得到国外的一致认可。然而，在2007年数学所博士论文答辩时，我们邀请了加拿大太平洋数学研究所所长参加评审并担任答辩委员会主席。正是因为我们的研究生越来越优秀，我们才有底气邀请高水平的学者参评。
改革开放这三十年来，国家对科学研究的投入也有了相当大的变化。1993年我拿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中青年人才专项基金，当时三年15万元，1994年更名为国家杰出青年人才基金，现在资助水平已到了三年180万元。我感触最深的是图书馆的变化，我在南开读研究生时想找资料非常困难，比如，某篇文章中看到一个公式，公式论证过程转引某杂志某文章，到图书馆一查十之八九是没有，这篇文章可能就读不下去了。“文革”之前，由于经费有限，资料不全。而“文革”期间的资料几乎是空白。如今通过几十年的收集、补充工作，现在南开的图书馆已经基本把这些资料补齐。我出国留学前，数学系还在南开的主教学楼里，十几个人挤在不到15平方米的办公室里。没有复印机，查资料全靠手抄，我读研究生时抄了二十多本资料。现在这么优越的硬件条件，当时是想象不到的。
国家现在对科研和教育的投入，国外的学者也看得到。在那个硬件差、打感情牌吸引人才的时代，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数学不像某些应用学科，做到国内领先就很好了。基础理论，要做就必须是国际领先。如今，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在数学领域的很多方面，国际同行都很关注中国的研究进展。所以，现在中国数学界的学术交流活动在国际上的号召力越来越强。我们有信心有理由相信我们的数学事业在不久的将来会取得更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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