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贺越明
翻阅陈之藩先生新出的《思与花开》一书，略微有些吃惊：这本香港牛津版的散文集，收文六十来篇，竟有三篇是直接写数学大师陈省身的，分别是《陈省身与爱因斯坦》、《畴人的寂寞》和《大哉问与小哉问》。从文中可以看出，二陈之间，谈不上有多少交谊，缘分亦浅，一写再写，似另有深意存焉。作者以理工之才，作文论诗，久享盛名，可惜无缘拜识，而因为采访新闻的关系，我与陈省身教授倒在美国见过几面，最早的一次，是在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欢送留美青年数学家归国工作的座谈会上，时为1994年3月10日。
那位青年数学家名叫陈永川，自然是座谈会上的主角，但当天策杖与会的陈省身亦很重要。据介绍，小陈于1984年毕业于四川大学计算机系，经陈老的推荐，在1987年9月入麻省理工学院数学系钻研离散数学，并于1991年6月获应用数学博士学位。故此，小陈虽非陈门弟子，但陈老于他确有知遇及提携之恩。
留学人员回国工作，现今称之为“海归”，那时还没有这个名词，但陈永川作出那样的决定，堪称石破天惊之举。因他一毕业，即被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聘为奥本海默研究员，以往只有著名的物理学家、化学家获得这一职衔，他是首位获此职位的数学家；只要再工作一年，终身研究员的职称、优渥的薪金唾手可得。其实，他于攻读博士学位时，已发表了题为《树的计数》的重要论文，而且是在美国最高级别的学术刊物《美国科学院通讯》上，引起国际数学界高度重视，被看作是一项权威性的工作。由于他在此后的研究中又取得新的成果，更被视为世界上最领先的离散数学家之一。但他决定放弃已经和即将拥有的一切，于当年4月举家返国，到天津的南开大学数学研究所工作。
这个数学研究所，由陈省身一手创办并任所长、名誉所长。所以，对于陈永川的抉择，他了然于心并有一番解画之言。陈老当时说：“虽然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中国在许多方面还有差距，但某些研究领域并不落后，如在数学方面，中国就处在领先地位。世界数学大赛的冠军，每每为中国代表队夺得；中国培养的数学博士，可在美国一流大学当教授。而且，国内的科研条件也得到改善，数学人才回到中国从事研究，一样可以出成果。”他还语重心长地表示，中国正在从事现代化事业，形势很好，需要大量具有先进知识的人才，期望留美的学子尽可能在学成后报效祖国。
在我的记忆里，上世纪八十年代国门重开后，陈永川即使不算第一位学成回国的人才，至少也是其时为数不多者之一。以他已有的成就和地位看，这确是很了不起的举动。当时，无论从国家的发展还是个人的生活衡量，发达国家所展示的优越之处，都远非中国可比。因而，留学的同时“学留”，还是习以为常而极其普遍的现象，而像今日这样大规模的“海归”潮，尚未露出端倪。那天，美国李氏基金会主席梁栋材也专程从纽约前来，向陈永川资助三万美金，尽管南开大学已对其本人及家属的工作和生活妥为安排。由此亦可见，在那个年代，陈永川称得上是“开风气之先”，而这位“海归”先行者身后的“推手”，则非陈省身老人莫属！
此后，在其他场合还见过陈省身几次。记得有一次，加大伯克莱分校校长田长霖也在场，只听陈老讲话时一口一个“长霖”，完全是长辈对小辈的口吻。看得出，在美国教育界广受尊重的田长霖对这位数学系的退休教授执礼甚恭。
这不奇怪，陈省身作为国际数学界翘楚，学术辈份和地位很高。他生于辛亥革命那年那月(1911年10月)，并有留洋学人中“归去来兮”的独特经历：1930年毕业于南开大学数学系，考入清华大学读研究生；毕业后考取公费留德，1936年获汉堡大学博士学位，又赴法国巴黎从事研究。1937年回国，先后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大任教授，讲授微分几何。1943年7月应邀赴美，在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从事研究，通过证明高维的高斯-博内公式，构造了现今普遍使用的陈类，为整体微分几何奠定了基础。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回到上海担任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代理所长，不久获选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1949年，再度应邀赴美，到芝加哥大学任几何学教授，作育人才，十年后形成美国微分几何学派。1960年，转任加大伯克莱分校教授。1961年被推举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不久担任美国数学学会副主席。1981年退休后，担任美国国家数学研究所首任所长。1984年5月，荣获世界数学最高奖项─“沃尔夫奖”。此外，他曾获多项数学奖，担任数个国家的外籍院士，被多所著名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甚至经国际天文学联合会下属的小天体命名委员会讨论通过，太空中的一颗小行星被命名为“陈省身星”。
像陈省身这样，一生中，三度出洋深造、工作，其间曾两次回国效力，既不同于千方百计回到祖国的邓稼先、钱学森等人，也有别于学成后留下来执教、研究的李政道、杨振宁等人，在稍前稍后的同辈学人中，属于另一种较为少见的个案。但如若将其出国、回国、再出国的抉择置于时代背景下观照，吾辈除了“同情的理解”之外，还能生成其他别的感受─毕竟，对于纯粹的数理研究来讲，一个安宁而稳定的学术环境是极为重要的，在一个战事频仍、动荡不已的社会，学术上要有所突破而出大成果，实在难以想像！
2000年，陈省身怀“叶落归根”的心愿，以89岁高龄回到天津定居，四年后去世。陈之藩教授随后写下《畴人的寂寞》一文，开首除了援引内地网站上的正面议论外，也有反面的，如说“他在最富创造力的时候，将自己的青春全部奉献给美国，在暮年才回到祖国。”作者议论道：“但对反面评论所说的话，我总不无感慨。”至于“感慨”何在，却未作论列。其实，网上这类“愤青”之言，不引也罢，因为缺乏起码的历史观，很难对先辈在特殊时期的言行做出恰如其份的评判。此外，因作者对科学史存有浓厚的兴趣，很想知道1943年到1945年间，陈省身在普林斯顿从事研究时，与同在该地的爱因斯坦“谈过多少次？谈了些什么？”这确实是极有意义的问题，惟这方面似无答案，碍难确定这两位不同领域的科学家是否有过专门的学术交流。但可以肯定的是，陈省身本人最终以行动服膺并实践了法国微生物学家、化学家巴斯德的那句箴言：
“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