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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敬年:一流大学 重在育人
来源: 南开大学报-南开新闻网  发稿时间: 2014-04-02 12:43

  □张鸿

  著名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翻译家杨敬年先生,虽逾期颐之年,但仍关注时事,关心教育事业的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围绕高校如何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如何办出特色争创一流的话题,杨敬年先生欣然接受了专访。

  对于如何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杨敬年先生认为,一流大学不是争取来的,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你的人才、你的成果是世界一流的,那你的大学自然就是世界一流的”。他还指出,教育改革涉及方方面面,其中育人是首要问题。建设一流大学,首先体现在是否重视育人。“比如牛津大学的特色之一就是导师制。与人们熟知的研究生阶段的导师制不一样,牛津的导师制主要是在本科阶段就为每位学生配备导师。你这个学期学这门课,就有一个导师专门指导你如何看书、写文章,提供个人化的精心指导。我在牛津学习时,就一个星期和导师见一次面,面对面坐着谈话,有时是吃饭聊天的形式,我把我的文章读给他听,他听了以后给我一些指导。这有点近乎是天才教育,是按学生自己的意愿去学习、去发展。”

  说到育人,杨敬年先生进一步指出,培养高质量的人才必须坚持教学与科研并重。南开大学在这方面有着优良的传统。例如,经济研究所从创立之日起,就努力谋求科研与教学两个方面的互动发展,结果在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上都取得了突出成绩。西南联大也是很好的榜样,其辉煌成就主要是为国家、为民族培养了大批复兴人才。现在全国高校中普遍出现了重科研、轻教学的倾向,不利于学生的成长成才。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扭转忽视教学和育人的倾向。

  杨敬年先生深有感触地指出,密切的师生关系在育人过程中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所谓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他回忆说,南开经研所的何廉、方显廷等5位老师,不仅对他做人、治学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在他人生道路的选择中也起了决定性作用。在牛津大学留学时,学校实行的导师制更使他受益匪浅。每周见导师一次,导师或评论学生论文,或指点读书阅报,或在与学生争辩、探讨、交流的过程中挖掘学生潜能、激发学习兴趣。如杨敬年先生所说:“学习的首要前提是学生愿意学,想要学,有问题要解决,有问题要研究。而灌输式教学令师生间缺乏交流,学生上课只是想获得学分,而不想真正去学点东西,这些都不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

  密切的师生关系并不意味着放松对学生的要求。杨敬年先生认为,培养高质量的人才离不开严格的管理。牛津大学对博士的要求是对知识作出原创性的贡献,因而淘汰率高达50%,对本科生的要求也很严格,这也是牛津大学建校800多年来始终保持世界一流地位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高校要努力汲取世界著名大学的经验,在创新人才的培养上不断进行探索。

  杨敬年先生认为,学科划分过细、过窄,各学科专业之间互不联系、互不通气,会导致学生知识面过于狭窄,不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虽然研究者可以有学科方向的特殊关照,但实际上研究对象是一个整体,不可人为地分割开来,因此培养“通才”是很重要的。作为牛津大学另一特色的学院制,就非常有利于培养“通才”。牛津的学院制,就是每个学生在按专业划分的系以外还都会归属于一个学院,在这个学院中住宿、用餐、学习、交往。这种学院制是自然形成的,不是按学科人为划分的,每个学院中都有来自不同国家、不同专业的学生,从而能够在学习和日常生活中非常方便地进行跨学科的交流。

  谈及高校如何办出特色,杨敬年先生指出,南开大学在中国教育史上办出了鲜明的特色,“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就是这一特色的集中体现和凝练,它抓住了教育的本质,回答了培养什么样的人的根本问题,完全经得起历史和时代的考验,因而具有永久的生命力。“公能”校训不仅对学生适用,对广大教职工也同样适用。“公”,就是热爱祖国,热爱人民。“能”,就是要求教师要有真才实学,职工要有真实技能,学生要有过硬本领。既“公”且“能”,方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日新月异”就是不断创新,与时俱进,不论教学科研和行政管理,都要如此。南开要跻身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行列,就要在继承和弘扬“公能”校训的基础上,坚持和发展这一办学特色。

  说到南开的另一传统———“知中国,服务中国”,杨敬年先生指出,南开大学强调教育服务国家、服务社会,在建校之初便提出了“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办学方针。这不仅表现在学术研究方面,也体现在人才培养方面。例如,经济研究所致力于经济学“中国化”。在教育内容上,坚持自编教材,而不照搬欧美课本。在教育方法上重视理论联系实际,通过社会调查使学生了解本国国情,增强解决中国问题的能力。我们要结合中国当前的教育改革发展实际,把南开的这些优良传统发扬光大。

  杨敬年先生一生经历坎坷,却始终没有放弃“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宏愿。1908年,他出生于湖南省湘阴县(今汨罗市)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自幼失去父母抚爱,寄于外祖父家接受了启蒙教育。1924年,杨敬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7年,在大革命的洪流中,他毅然从军,考取黄埔军校长沙分校步兵科。“马日事变”后,杨敬年愤然离校。1932年,渴望继续求学的他几经周折,考入了当时不需缴纳学费的中央政治大学。1936年,无意官场的杨敬年报考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被录取为研究生。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南开大学惨遭日寇炸毁,他辗转于长沙、贵阳、重庆、兰州等地。1945年考取留英公费生,进入牛津大学政治学哲学经济学(PPE)专业深造。

  杨敬年先生是南开教育的成功范例,也是自觉躬行南开校训的典范。1948年,获得博士学位不久的杨敬年受恩师何廉之邀,毅然放弃国外优厚待遇,回到母校南开大学任教。天津解放后,他担任南开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并创建财政系,兼任系主任。他在政治上追求进步,以满腔热情投身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意想不到的是,1957年他被错划为“右派”,又被以“历史反革命”罪判处管制三年,下放到经济系资料室“劳动改造”,长期被剥夺教学科研权利。“文革”期间屡遭批斗、抄家、劳改。但是杨敬年先生没有被厄运压倒,在逆境中他以惊人的毅力翻译了大量的外文书籍资料。1979年,他得到彻底平反,恢复了教授职称和工资待遇。虽然已经年逾古稀,但他仍怀着“欲为国家兴教育,肯将衰朽惜残年”的志愿,重登讲台,教书育人。1981年在全国高校中首次招收发展经济学专业研究生,培养了大批学有所长的人才。1987年,他在80岁高龄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杨敬年先生80岁退休后仍笔耕不辍。86岁时,他结束了返聘工作,但却没有停止学术研究。90岁时,历时两年写成的《人性谈》出版,杨敬年先生开始重新翻译《国富论》。那段时间,他每天凌晨3点起床,到早上7点连续工作4个小时,下午进行校对,这样历时11个月,终于完成译稿74万字。97岁时,他又接着翻译了《国富论》的主题索引,达6万多字。杨敬年先生重新翻译的《国富论》,2001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至今已是第3版,发行10余万册。99岁时,他写成自传体专著《期颐述怀》。105岁时,由于视力严重衰退,经杨敬年先生口述,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关永强老师协助,修订再版了《人性谈》一书。面对这些成绩,杨敬年先生谦虚地说:“我总想为国家多做些事,但是否做出了有用的事,就很惭愧了,我只是尽心、尽力去做。”杨敬年先生以自己的人生,向世人诠释着何为大写的“南开人”。

编辑 韦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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