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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秉钦:东西方大师的对话——关于重建中国翻译理论话语之我见
来源: 南开大学报-南开新闻网  发稿时间: 2014-04-02 12:40

  □王秉钦

  中国现代翻译思想研究亟需与西方翻译研究展开对话,首要的是大师间的对话。因为只有在对话中才能做到互释互补,达到跨文化的创造与建构。对话首先要解决翻译理论话语的问题。遗憾的是,中国现代翻译理论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一整套话语,特别是关键词和核心概念。可以说,在国际译学理论界,几乎没有中国提出的有影响的核心概念及核心思想。所以中国现代翻译思想长期处于文化表达、沟通和解读的“失语”状态。因此,重建中国翻译理论话语就具有相当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不然,我们就只能充当西方文化的摹仿者、追随者,甚至附庸。要想改变这种状况,我认为要从大师及其核心概念下手,下一番苦功夫,积极主动地开展东西方翻译理论的大师级对话。

  一位大学者,就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就是一片深藏若虚的海洋。研究翻译大师就是要领悟他们在翻译上那些真知灼见背后跃动的创造灵感及其提出的核心概念、理论和思想,当然还要把握住学者所处时代的个性特点,作出客观的描述与阐发。

  中国翻译大家钱锺书、朱光潜、叶君健、季羡林等人在中国翻译思想史上提出了一些颇有见地的现代翻译观念。可以说,这些观念都是现代翻译思想的核心概念,是我们重新建构自己理论话语的思想基础,对改变我国现代翻译思想长期处于文化表达、沟通和解读的“失语”状况,有一定的积极意义,颇值得深入研究。约略言之,可试举出以下诸端。

  钱锺书标举的“灵魂转生说”与解构主义的“死亡—重生”说

  1981年,钱锺书先生应两位日本翻译家荒井健和中岛长文先生的邀请,为《围城》日译本作序。其中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19世纪末德国最大的希腊学家(UlrichvonWilamowitz-Moellendorff)在一部悲剧(EuripidesHippolytus)译本的开头,讨论翻译艺术,说:‘真正的翻译是灵魂转生’,譬如古希腊语原著里的实质换上了德语译文的外形。他用的比喻是我们中国人最熟悉不过的,而且我们知道它可以有形形色色的含义。几千年来,笔记、传奇、章回小说里所讲投胎转世和借尸还魂的故事真是无奇不有……我相信,通过荒井、中岛两先生的译笔,我的原著竟会在日语里脱去凡胎、换成仙体。”这种“躯体虽异,精神姿致依然故我”的翻译,就是“灵魂转生”。

  诗人翻译家余光中也表述过同样的思想。他说:“真有灵感的译文,像投胎重生的灵魂一般,令人觉得是一种‘再创造’。直译,甚至硬译,死译,充其量只能成为剥制的标本:一根羽毛也不少,可惜是一只死鸟,徒有形貌,没有飞翔。”

  与“灵魂转生说”对应,外国也有类似的说法,叫“内在生命对应”。别林斯基在《哈姆雷特·瑞典人的原则》一文中写道:“为了忠实地传达某一形象或语句,在翻译中无论是形象的对应,还是语句的对应,都永远不是字面的对应:应该使译文的内在生命对应于原作的内在生命。”英国诗人爱德华·菲茨杰拉德有一句名言,是译者所应当追求的,“宁愿是只活的麻雀,而不是只死鹰”。他翻译的波斯诗人欧玛尔·海亚姆的《鲁拜集》就是一部典型的“灵魂转生”的样板。英国东方学家艾伦对此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艾伦说:“从纯粹狭义的翻译角度而言,菲译并不是翻译,但从‘翻译’一词最经典的意义而言,毫无疑问这是翻译。”曾任美国驻英大使的约翰·海伊对菲译和原作者海亚姆的关系说得更清楚、更直接。他说:“菲氏译诗的最显著特点之一恰恰是对原作的‘忠实’。简而言之,海亚姆是菲茨杰拉德的前身,菲茨杰拉德是海亚姆的投胎转世。”可见,东西方大师在“灵魂转生”这一核心概念上是完全相通的。

  庞德称诗歌翻译(指中国古典诗歌英译)就像“给鬼魂注入血液”,译诗就是“让死人复活”,使优秀的文学传统再生,是一种“文学复兴”。

  “灵魂转生说”与西方现代最流行的解构主义学说进行对话就更和谐了。解构主义宣称原作者“死亡”,翻译是文本的“重生”,“文本因经过翻译而被赋予新的意义,并获得新的生命”。这种“死亡”与“重生”的说法与“灵魂转生说”似乎是完全一致的,甚至可以说,是“灵魂转生说”的翻版。不错,“灵魂转生说”最早是德国著名希腊学家维拉莫维茨提出来的,但经过中外大师,如钱锺书、爱德华·菲茨杰拉德等人的解读和发展,它已经成为成熟的东西方翻译理论共同认可的“核心概念”了。是的,“真正的翻译是灵魂转生”,这已成为中外翻译学者的共识。

  叶君健的“译者个性说”与韦努蒂的“译者中心学派”

  近百年来,我国传统翻译观念一直认为,翻译就是忠实地传达原作的内容和形式,“要把原作的内容确切地完全表达出来,无改变或歪曲的现象,无增添或删削的现象,无遗漏或阉割的现象”。这就是说,由于翻译受制于原文,就必须泯灭译者的主体意识,否定译者的创造个性。一句话,译者应充当“隐形人”,彻底“隐身”,要使人感觉不到译者的存在。这完全忽略了译者客观存在的介入行为。

  然而,叶君健说:“文学和艺术作品毕竟不是科学,而是触及‘灵魂’的东西,这里面有‘朦胧’和‘似与不似之间’的成分,要用像数学那样精确的形式表达出来是不可能的。这里有一个‘再解释’的过程。译者在‘揣度’的过程中,就受到他本人的人生修养、文化和政治水平、艺术欣赏趣味以及他对作者及其时代背景的知识等因素的限制。因此,译者的个人因素在翻译工作中所起的作用,是绝不能忽视的。”

  译者个性是翻译作品的生命。叶君健特别强调“译者的个性”,强调要创造“个性的译作”。尤其是在他的晚年,这一翻译思想已经达到了成熟的境界。他说:“单凭‘信、达、雅’恐怕还不够,我们需要具有个性的译作。一部文学作品是否在另一种文字中具有特色,要看它的译文是否有个性。”“一部译作有没有生命力,主要取决于译者有没有个性。”“一部有‘个性的译作’它是译者的心血、思想感情、文字和艺术修养的总和。”从而,叶君健创造了“译者个性说”。

  过去,在传统翻译观念,即“信、达、雅”翻译思想一统天下的时代,对“译者个性”是翻译作品生命的思想,学界还缺乏深刻的认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思想禁锢的表现。翻译研究需要解放思想,需要不断接受新的观念。叶君健的“译者个性说”完全可以与西方解构主义翻译学派展开对话,尤其是与美国解构主义的代表人物——美籍意大利翻译家、美国坦普尔大学教授韦努蒂的“译者中心学派”展开对话。“译者中心学派”一反传统理念,主张消解传统译论中原作者至高无上的权威性,突出作为第一读者的译者的作用(译者不再被视为“隐身”状态)。该学派认为翻译的目的不再是等值,他们更关注原文与译文之间的共存关系和译文在特定条件下的作用。两者的翻译思想何其相似乃尔。

  朱光潜的“从心所欲,不逾矩”新说与西方的解构思维

  “从心所欲,不逾矩”原本是孔子《论语·为政》中的一句名言。今天翻译家们把孔子论说人生的规律运用于翻译艺术,认为它体现了翻译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全过程,准确地诠释了翻译的哲学实质。

  翻译大师钱锺书、朱光潜、许渊冲在其著作中曾反复引用并论述孔子这一思想对艺术和翻译的重要意义。朱光潜说:“‘从心所欲,不逾矩’是艺术的最高境界。”当然,也是文学翻译的最高境界,因为文学翻译也是一门艺术。记得德国有一句古老的名言:“逐词时尽量逐词,自由时尽管自由。”译者要达到这种自由的艺术境界,完全取决于其高深的文学素养、深厚的语言功力、渊博的学识、过人的才情以及丰富的翻译实践。一句话,没有学贯中西的才智,没有满腹珠玑的素养,恐难有几臻化境的译作。搞文学翻译不追求境界,只追求“术”是远远不够的。正如古人所云:“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翻译一定要超越纯粹的“器”的层面而上升到“道”的高度。老子的《道德经》说:“道可道,非常道。”这第一个“道”和第三个“道”是指“大道”,而中间那个“道”是指“言说、道来”之意。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可以言说的道,并不是最根本的大道。最根本的大道是什么?道是法则,道是规律,道是终极,道是本源。值得注意的是,现今西方解构思维反对定型的、僵化的系统和抽象,因此吸收了东方哲学的“道”、“无常道”、“无名天地之始”、“常无观其妙”、“玄者无形”等强调“无”的思维。这样西方解构思维就同东方文化挂上了钩,于是就有了东西方的对话。

  季羡林自成体系的“东西方文化中心转移说”

  季羡林先生在晚年,一直关注和研究东西方文化中心的转移问题,他写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引的这两句话,最受人诟病,然而我至今仍然认为,这是真理,是诟病不掉的。从人类的全部历史来看,我认为,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目前流行全世界的西方文化并非历来如此,也绝不可能永远如此。到了21世纪,西方文化将逐步让位于东方文化,人类文化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季先生的理由是:西方的哲学思维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从个别细节上穷极分析,而对这些细节之间的联系则缺乏宏观的概括,认为一切事物都是一清如水,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实际上,中国的,或者说东方的思维方式从整体着眼,从事物之间的联系着眼,更合乎辩证法的精神。

  西方人走的是一条分析的道路。季先生认为:“西方形而上学的分析已快走到尽头,而东方的寻求整体的综合必将取而代之。以分析为基础的西方文化也必将随之衰微,代之而起的必然是以综合为基础的东方文化。‘取代’不是‘消灭’,而是在过去几百年来西方文化所达到的水平的基础上,用东方的整体着眼和普遍联系的综合思维方式,以东方文化为主导,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把人类文化的发展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这种取代,在21世纪中就可见分晓。21世纪,东方文化的时代,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东方文化的优势,早已引起西方有识之士的关注。西方向东方学习,古已有之,不过,于今为烈。随着西方社会走向后工业化时代,西方思潮中发展出一股向东方文化学习的潜流。比如20世纪初费诺罗萨和庞德对中国文字和古典文学的兴趣就是最好的例子。有的学者说:“这一支向东方文明寻找生机的学派虽然在20世纪以前已经开始,但在19世纪与20世纪发展成西方文化中一支颇有影响的亚文化。从道家、儒家、印度佛教近年在西方文化中的影响来讲,就可以看出西方思想家是如何将东方文化作为一种良药来疏浚西方文化血管中物质沉淀的阻塞。”

  今天,人类已经到了全球化的时代,各种文化的融合已经开始。但是,怎样融合?在思想界分歧很大。大多数学者认为,东西文化需要对等融合,不分高下,不分主次,像酒和水融合一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平起平坐,不分彼此。李慎之教授就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而季羡林先生的观点却完全不同,他说:“这样的融合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倒不是因为我们要争一口气。融合必须是不对等的,必须以东方文化为主。”他一再强调说:“我理解的东西文化融合与慎之理解的大相径庭。我理解的不是对等的融合,而是两个文化发展阶段前后衔接的融合,而是必以一方为主的融合,就是‘东风压倒西风’吧。”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个论点引起了思想界的极大反响和关注。

  就翻译而言,中国现代翻译思想研究也必将随着文化中心的转移,不再走单纯追求分析的西方文化道路(比如西方翻译界的语言学派把翻译视为一门精确的科学,以分析为基础,专门研究语言系统的差异、语言形式的转换,如语态转换、词性转换等词对词、句对句的机械化的研究方法就是一例),而是走我们自己整体的、综合的东方文化之路,彻底改变我国现代翻译思想研究在文化表达、沟通和解读上的“失语”状态,重建中国自己的翻译理论话语,勇敢地去迎接中国翻译界的科学的春天。

编辑 韦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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