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本身就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所以它无时无刻不在跟社会进行信息、人才、能量等各个方面的互动和传递。正是这一过程，才带动了社会的发展和学校的进步。
协同创新不仅仅是过去简单的产学研结合，更不仅仅是一个项目。所以在酝酿协同创新的时候，如何在机制体制方面创新、如何瞄准国家重大需求，是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本报记者 陈彬
“通俗点说，目前的协同创新就像是各学校都在炒一盘‘菜’，我们要看谁的这盘菜炒得色香味俱全。”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卢天健对协同创新的独特解释，引来了台下听众一阵笑声和掌声。
这里是由交通大学北美校友会和北京交通大学主办的第七届交通大学全球校友商界领袖峰会的现场，也是五所同根同源的交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和台湾新竹交通大学学者和校友交流思想的一次盛宴。
此时，台上正在进行的是由五所大学的校领导参加的交通大学校长论坛，此次论坛的主题是“构建协同创新机制，实现校企共同发展”。那么，围绕协同创新这盘“菜”，各位校领导会谈出哪些心得体会呢？
社会发展：大学的最强劲动力
在美国的匹兹堡市，有一所享誉世界的顶级高等学府——卡耐基-梅隆大学。长久以来，这所大学的计算机专业一直位于国际一流行列，而说到这一专业的兴起，还要源于该校所在的这座城市。
“卡耐基-梅隆大学计算机专业的兴起，其实源于匹兹堡这座城市的衰落，在衰落过程中，它需要一个新的科技增长点，卡耐基·梅隆大学正是抓住了这一机遇，成就了自身计算机专业的异军突起。”在讲话中，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马德秀这样说。
马德秀表示，卡耐基-梅隆大学的经验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启示，那就是一所大学如果想成为世界一流，就肯定要把门开得大大的，与社会发生最密切的关系，而且社会的发展应该成为一所大学发展最强劲的动力。
“大学本身就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所以它无时无刻不在跟社会进行信息、人才、能量等各个方面的互动和传递。正是这一过程，才带动了社会的发展和学校的进步。”马德秀说，这种互动与传递，也正是协同创新的题中之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协同创新为国内高校实现国际一流大学之梦所带来的契机。”
既然出现了契机，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必然是如何把握住契机。
对此，马德秀表示，在世界金融危机后，我国进入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大学一定要与国家的重大战略相吻合，通过需求拉动大学的发展，大学要在这个过程中作出自己不可替代的贡献。对于这一观点，北京交通大学校长宁滨也表示赞同。“协同创新不仅仅是过去简单的产学研结合，更不仅仅是一个项目。所以我们在酝酿协同创新的时候，如何在机制体制方面创新、如何瞄准国家重大需求，是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他说。
创新合作：高校应明确自身定位
事实上，在瞄准国家重大需求方面，宁滨和他所在的北京交通大学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果。在国家2011协同创新中心的公示名单中，由北京交通大学牵头，联合西南交通大学、中南大学，并协同其他单位共同组建的“轨道交通安全协同创新中心”名列其中。提及此次协同，在座的两位相关大学校长也作了阐述。
西南交通大学校长陈春阳表示，高校筹办协同创新中心，除了要面向国家重大需求找准方向外，还要选对伙伴，清楚明白双方的特色与优势，进而强强互补，形成一个至少在国内领先的特色力量。同时，从内部而言，要坚定改革和发展的决心。
“这一点是最重要的。”陈春阳说，因为“2011”计划的实施，很大程度上需要在创新组织方式上有很多根本性的变化。这需要我们在观念、管理方式上有大量的创新，也需要管理者有勇气来做这件事。
与此同时，协同创新也并不是高校内部的事情，而是需要高校、企业乃至和政府相关部门的配合。对此，宁滨表示：“要解决重大的需求问题，需要一个从基础理论研究到技术研发，再到产业化乃至社会服务的整体链条。在这一链条中，高校要好好把握自己所处的位置。”他说，高校首先要参与好顶层设计，同时要给自己一个明确的定位。“轨道交通安全协同创新中心除了三所学校参与外，还有一些在轨道交通方面的顶尖企业，我们如何处理与企业的合作，怎么把利益机制设计好，这非常重要。”
根据多年与城轨交通企业合作的经验，宁滨表示，在协同创新中，不同的阶段需要有不同的主体，只有这样才能将不同单位的优势发挥好。“比如在研发阶段，高校作为研发的主体力量，能够起到引领作用。但到了试验阶段和示范工程阶段，高校就应该‘退居二线’，做好人才和技术。”
“在协同创新方面，特别是高校与高校之间，高校与企业之间，只有把体制设计好，把优势互补做好，把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制度设计好，将来才能把这个机制长期做好，同时，我们高校的人才培养、学术水平才会得到提升。”宁滨说。
制度设计：必须破解的生产关系难题
似乎只要提到协同创新，机制体制改革便是一个谁都绕不过去的话题。
马德秀表示，目前在涉及协同创新的机制体制改革中，一个关键问题便是适当调整目前大学的组织结构。她说，实现协同创新，达到为国家的战略作贡献的目的，需要高校下决心改革自身内部的组织结构。“内部组织结构属于生产关系范畴，要想真正解放我们的生产力，就必须破解生产关系难题。”
“除内部组织调整外，‘2011’计划在面向整个社会进行资源整合的情况下，需要和科研机构、企业界，特别是国际上先进的跨国公司进行合作。对此，学校一定要出台相应的政策。如果没有相应政策，这些合作就会像‘狗熊掰棒子’一样，不会做得长久。”马德秀说。
对此，陈春阳也表示，“2011”计划的实施，很大程度上需要高校在创新组织方式上有根本的变化。“比如，以前高校的创新主要在自身内部进行产学研结合，高校需要关注的只有内部单方面的功能需要。而现在的创新方式需要高校之间，以及学校和社会，甚至产学研之间深层次的化学反应式的组合，这需要我们认真反思以往的组织结构，是否符合这样的变化。”
在这个问题上，宁滨提出了一个“特区”的概念。
“我们需要注意一个问题，那就是‘2011’计划并不是高校的全部，一所大学有各种各样的任务，这些任务如果都按照一个规律实施，显然是不行的，但这并不代表一些内部规律没有相通之处。”宁滨说，“2011”计划与以往相比，其完成的目标和规律都不尽相同。他们也希望通过重大需求的引导，探索一条将不同学校、企业的优势均能发挥出来的道路。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首先对协同创新中心内部作试点性的制度调整。“从这个角度上说，协同创新更像是一个政策‘特区’。”
宁滨表示，进入这一“特区”的人，要完成中心在科研和人才培养上的任务，中心则从各个方面，通过“特区”的制度建设保证任务的完成。与此同时，有些改革经验则可以在全校范围内进行推广。“这也是一种机制体制的创新，通过这样的试点，带动学校整体创新力的提升。”
人才培养：塑造跨领域的领导精英
作为高校，人才培养始终是第一位的任务。协同创新也不能偏离这一中心。事实上，纵观近两年各所高校成立的协同创新中心，“人才培养”也始终是他们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那么，高校需要培养怎样的人才呢？
在台湾新竹交通大学校长吴妍华看来，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概括为培养“跨领域精英领导人才”。这样的人才包含三方面的特质，即创造能力、跨领域能力以及领袖气质。而对于这些特质的塑造，则需要高校对自身的教育方式作重新思考。
“比如对创造力的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并不是老师可以教出来的，我们要跳出原有框架，让学生自己有一些思考。”吴妍华说，而对于跨领域能力的培养，也要求高校不能将培养学生的视角仅禁锢在专业领域内，而是在跨系、跨院，甚至跨校、跨国的范围内，让学生多方面接触。“领导人才不只有专业能力，必须在教学、科技、人文、管理、沟通等多方面提高。从这个角度上说，协同创新中心对学生培养的意义重大。”
在领袖人才的培育上，吴妍华表示，学校可以邀请一些校友企业领袖人才来带领，或借助社团和国际化社会的参与来培养。“更重要的是，我们培养的学生不只是就业能力，还应该具备创业能力，也就是变成创业家。”
在发言中，卢天健也表示，“2011”计划对于高校而言，最重要的是对创新人才的培养，相关培养模式的探索也应该要渗透到学校的各项工作中。“我们必须反思，为什么一所剑桥大学可以产生8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而我们在科学技术领域，还没有一位诺贝尔奖得主？”
为此，多年前，西安交通大学便尝试着在学生中进行“书院制”改革，将全校学生分为8个书院，教师全面入住书院。“我们是想让老师真正做到‘师傅带徒弟’，在8小时之外也能和学生一对一，而不是只给学生上课，做PPT，就像剑桥大学那样，这其实也是剑桥等国外名校通常的做法。我们也希望以这样的方式，给国内高校的协同创新带来一些启示，毕竟培养出一流的人才，才是一所高校最根本的任务。”卢天健说。
记者手记
协同创新不能成为“国中之国”
纵观整个校长论坛，各位校领导在大谈协同创新的同时，“跑题”现象时有发生。
从学校人才培养，到内部教学改革，很多从表面上看似乎与协同创新并不属一类的话题，却频频出现在校长口中。然而这类的“跑题”非但不让人觉得突兀，反倒觉得有些顺理成章。究其原因，大学的事情本是一体，彼此之间又怎么完全脱得了干系呢？
近两年，随着“2011”计划日渐升温，“协同创新”一词也水涨船高，成为各个学校重点关注的领域。这份关注对于协同创新中心来说，也具有着双重影响，其一当然是促进中心的发展；但同时，过分的重视也有可能人为地割裂中心与学校其他工作的联系，削弱对学校其他工作的辐射作用，而这显然是违背协同创新中心成立的初衷的。从这个角度上说，多一些“跑题”的话题，反倒是反映出校方没有孤立地看待协同创新。
总之，如果借用宁滨校长的“特区”概念作总结的话，我们固然需要一个制度特区，但这个特区必须是开放的，是具有辐射作用的。脱离学校其他工作的“国中之国”并非我们所需要的。
《中国科学报》 (2013-05-23 第5版 大学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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