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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最严”死磕“最难”
来源: 人民日报发稿时间:2013-01-10 08:27

 

  2012年12月22日,湖北经济学院考生正在进行大学英语四级考试。
  杨宏斌摄

  本报记者 张 烁

  嘉宾:葛剑雄复旦大学教授

  胡翼青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人民日报》( 2013年01月10日 17版)

  1月1日,被网友称为“史上最严处罚”的《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正式实施。

  之所以称其“史上最严”,是因按照规定,论文造假者3年内将无法再申请学位。不仅如此,《办法》对论文造假者为在职人员这个以往的制度“盲点”也作出明确规定,“若为在职人员,学位授予单位除给予纪律处分外,还将通报其所在单位。”

  在对《办法》的出台欢欣鼓舞之余,如何落实到位,不让论文打假成“假打”,则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学术繁荣”

  还是“造假泛滥”

  根据媒体报道,“我国科技人员发表的期刊论文数量,已经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可是用百度搜索“代写论文”,居然有479万个结果,令人瞠目。你们了解到的论文作假情况是怎样的?危害如何?

  葛剑雄:在高校、学术界,学位论文作假的情况存在已久,而且已经相当普遍。

  胡翼青:论文作假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为别人代写,一个付款,一个写作。第二种是“复制+粘贴”,尤其是文科,抄来抄去。还有人逼着学生写文章,然后在发表时把学生的名字拿掉,有的教授一年写出四五十篇,不是“水”是什么?试问什么样的论文能够一年写四五十篇?

  葛剑雄:如果再不采取措施,这种风气一旦形成,今后很难纠正。高校学生、教师都是社会栋梁、社会精英,如果一个人在学生时期就形成这样的学风,不仅对其本人,而且对我国总体的学术质量、国际形象都会造成不良后果。

  编辑点评:因为论文数量特别多,有人看到了“繁荣”,有人看到了“泛滥”。而事实上,貌似花团锦簇的“学术繁荣”后面,其实夹杂着无数“谎花”,甚至是颇具致命诱惑的“罂粟”。有这样一个令人警醒的数字,虽然我们拥有“论文数量世界第一”的头衔,但论文的平均引用率却排在世界100名开外,美国《科学》杂志对中国论文的拒稿率高达98%。

  “史上最严”

  还是“史上最难”

  《办法》向学术不端宣战。局外人赞其“史上最严”,内行人却连连道“难”,请问两位老师,你们怎么看?

  葛剑雄:《办法》虽然出台了,但怎么发现学位论文作假行为?靠基层报上来,根本没人报。如果靠举报,大量举报都是匿名的,也不是都准确,那么匿名举报是处理好还是不处理好?

  胡翼青:《办法》落实的关键在于如何取证,而不在于查实后如何惩罚。如果文章是代笔,在买卖论文时将知识产权一并卖掉,买卖双方不说,很难查出来。

  葛剑雄:《办法》难执行,难在标准很难定,比如抄袭,到底什么程度算抄?如果学生把抄来的文章改头换面,就很难发现。再一个,认定难。以复旦的学术规范委员会为例,因为找不到证据,有的事件调查一两年都很难做出结论。还有很多领域的文章本身相似度就很大,判断起来很困难。

  胡翼青:再一个难在师生“连坐”。《办法》规定,“未履行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论文指导和审查把关等职责,其指导的学位论文存在作假情形的,学位授予单位可以给予警告、记过处分;情节严重的,可以降低岗位等级直至给予开除处分或者解除聘任合同。”在抄袭论文这方面,导师“连坐”是应当的,说明这个老师没有用心指导、不用功;但如果文章是私下找人代写的,老师也很难发现,要老师“连坐”就有点过于机械。

  葛剑雄:有的学院、学校会包庇学生,不配合,不提供证据。因为学生要毕业、就业,有的文章又会牵扯到老师、领导,这是很现实的问题,要考虑执行的难度。

  胡翼青:如果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办法》就会变成“纸老虎”。

  葛剑雄:我们也有对打“苍蝇”不打“老虎”的担心。比如一篇涉嫌抄袭的文章涉及院长书记,署名是院长和学生合署,那么,如果学生一口咬定是自己干的,又没有证据,就很难认定到底是谁的责任。

  编辑点评:因为“严”,所以“难”。执行难是很多《办法》甚至法律法规流于形式的根本原因,《办法》要想落实好,还需要具体可行的操作措施,合理规范的执法标准。

  “扬汤止沸”

  还是“釜底抽薪”

  论文之所以造假泛滥,一个重要原因可能出在评价机制上。不论是实践性很强的中小学教师、执业医师,还是高校研究人员,都要通过一纸论文来论英雄。请问二位老师,你们觉得学位论文造假的根子在哪里?

  胡翼青:现在评教授动辄就要求15篇核心期刊论文,还要求在国外期刊发表文章。教育制度在评价教育成果上有问题,只看“产品”论文,而不看那些不可见的,比如言传身教、为人师表等。于是,教育就变成商品生产,学生就成了流水线上的产品。

  葛剑雄:学位论文造假这么普遍,也有社会和制度上的原因。因为在提拔、选拔干部时,有片面看重学历的现象。复旦这一点就做得非常好,原中文系主任陈思和就是本科学历,因为复旦在任用干部时没有学历方面的规定。为什么有的地方在选拔任用干部的时候非要搞一个学历呢?这说明选拔任用标准有片面性,这就是怎么在制度上消除滋生腐败的土壤。

  胡翼青:做研究,本应该是对研究有兴趣、有天赋,有强大的热爱,成就动机很强的人才能来写论文。有了兴趣,有做研究的强大动力,才能从根本上杜绝学位论文作假。

  编辑点评:面对论文造假泛滥,应该扬汤止沸,还是釜底抽薪?答案不言自明。培养学术兴趣、改革评价制度、消除“唯学历论”,两位教授开出了药方。但药方虽好,还需辨证施治。如,研究生能不能不以论文优劣论短长?评职称能不能不以论文数量论英雄?提拔干部能不能不以学历定“门槛”?这些需要社会各部门的通力合作。衷心希望《办法》只是一个“药引子”,根治顽疾的“组合药方”在后面。

编辑:韩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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